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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史迹考》13

(2023-10-27 09: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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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唐尧“迁都”考

 

唐尧受其兄之封,十五岁为唐侯,自然是在唐地。二十岁受其兄帝挚选贤任能而禅帝位,便不在其原先的封侯之地居住和建都。世人称此为“迁都”,实际上,侯国与帝国,其都不能相提并论,所以,言之为“迁都”,表义是并不准确的。

现在,已有不少学者,就唐尧以侯爵升帝尊,是从唐地去了平阳?还是去了涿鹿?纷纷作“迁都”考证。例如,唐县的韩海山先生在《唐尧西迁处——浊鹿山》一文中就说:“《中华都城要览》、《三皇五帝时代》等当代著述,都一致认为:‘尧初都河北唐县,后迁山西晋阳’。”“那么,帝尧西迁从唐县什么地方出发?笔者经过考察认为,应该是北高昌浊鹿山。唐县有浊鹿山,山体不大,高不过三四十米;但是,它位于高昌镇北高昌村,上古时期,北高昌曾是古帝都唐尧为其母在此建城,后称‘庆都邑’、‘庆都城’;……众史籍记载:尧时,黄河泛滥,洪水北入滱水(唐河)、滹沱河,唐国遭遇水患,帝都受到威胁,帝尧决定西迁。这时,唐地山前平原的今望都、安国、清苑、定州一带被洪水淹没,百姓纷纷西逃山区,各氏族往帝都附近的高台丘陵地带集结;尧母住在浊鹿山下庆都城,唐尧告别帝都故城后到浊鹿山接上母亲一起出发,是理所当然的。”

先生此说,没有举出相关历史证据,推论的成份较大。—————————

       韩海山主编:《唐尧文化研究文集》,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

所以,此说未必就一定附合历史事实。我们对此问题也感兴趣,因此试作考究,以求还原于历史实际。

第一,唐尧受其兄帝挚禅位以侯王升为帝尊,离开最初受封的侯国之地,乃属自然,历史并未记载此事与洪水灾害有关的说法。《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注引《帝王世纪》云:“挚于兄弟最长,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禅。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禅,乃封挚于高辛,今定州唐县也。”尧之受禅为帝之后,既封其兄长挚于自己的原封之地,离开唐地别建帝都,顺理成章。

第二,关于“浊鹿山”。《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一书,在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真定路中山府博陵郡条下记:“浊鹿山,望都县。”而光绪三十年版的《望都县志·山川》则婉转地对此进行了否定:“浊鹿山,《方舆胜览》云:望都县有‘浊鹿山’。按:邑域平原旷野,有水无山。诸书载云有山如左者,盖古之庆都,其地广衍,诸山皆在境内,今则析入临邑云。”查唐县县志,亦无“浊鹿山”之载。如清光绪四年《唐县志·卷二·舆地下》的北高昌村条下,是这么说的:“北高昌村,属高昌社,距城十五里,在高昌镇北,相连东与完县郭村接界;街道,东西街三,南北街二,巷五;户口,民户二百八十,口九百四十七;地亩,六顷九十五亩七分;井泉,村中十;山岗,灵源山,在村西北。”你看,这北高昌村西北之小岗,名为“灵源山”,是不叫“浊鹿山”的。所以,唐尧从“浊鹿山西迁”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韩先生说唐尧“到浊鹿山接上母亲一起出发”,这似乎也说不通。因为,尧母陵在望都,这说明尧母庆都并未随尧迁到新地居住,否则,望都县的尧母陵便无法解释。

第四,古涿鹿正是由山而得名。此山最初依山上植物之“竹”,动物之“鹿”,得名“竹鹿”, 到了商末周初,由于寒冷期出现,气温急速下降,竹子的生长绝迹,竹鹿一名在春秋之际,便依“竹鹿”二字之音,分别被各种史书记之为浊漉、涿鹿、独漉、蜀禄、独鹿等。发源于竹鹿山北坡的阪泉之水,初或亦因山而名之为“竹水”。“涿”字的产生较晚,按《周礼·秋官》所载,周代曾设有“壶涿氏”一职,专掌击瓦鼓而惊除水中害虫:“壶涿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殴之,以焚石投之。”故,郑玄注云:“壶,谓瓦鼓;涿,击之也。”这就是说,“涿”字,初当敲击讲。因击瓦鼓之声同流水下滴之声相似,后“涿”字也就当流水下滴解。由是,许慎言:“涿,流水下滴也。从水,豕声。”“阪泉”之“阪”,即是“山坡”。发源于竹鹿山北坡的竹水,其水也自然下滴。这样,在竹鹿山无“竹”之后,山名、城名以“竹鹿”二字之音乱记了一个时期后,到了春秋之后,便逐渐统一到“涿鹿”二字上来,“竹鹿山”变成了“涿鹿山”,“竹鹿城”亦变成了“涿鹿城”。

按情理,山名无特殊的历史原因,是不会用水旁之字的。《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之记望都县有“浊鹿山”,而《望都县志》、《唐县志》无载,其本身就说明了《方舆胜览》所记是一种附会。而此种附会,或者是受唐尧从唐地迁到涿鹿建都的历史影响而有。因为,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是这么说的:“《地理志》尧之都,后徙涿鹿。《世本》云“在彭城南”,今上谷郡北自有彭城,非宋彭城也。”又,皇甫谧之记本为“涿鹿”而非“浊鹿”。《括地志》曰:“涿鹿山在妫州东南五十里,山侧有涿鹿城,——————————

曲辰:《轩辕黄帝史迹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207页。即黄帝、尧、舜之都也”,这与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尧、舜居冀”之载,是互相吻合的。

至于皇甫谧的彭城之辩,实亦为从书本到书本的抄书加附会:先是南朝陈之顾野王在《舆地志》中说了“涿鹿,本名彭城”后,而不知以南人言北地之不确者,也就以讹传讹地不断传抄以袭其误了,皇甫谧是如此,张守节亦复如此。事实是:上谷郡之涿鹿城,历史上叫过“青丘”、称过“轩辕之丘”,则从未叫过“彭城”,古涿鹿城北面,也从来没有过什么“彭城”。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所谓唐尧从唐县之“浊鹿山”开始迁都之说,实则是唐尧从唐县到涿鹿之地潘城定都的一种历史反映。对此,不仅有历史记载可以证明、历史事件可以证明,后世帝王对唐尧、虞舜的祭祀可以证明,现在,更有历史遗址、遗迹和历史文物可以证明。

综合前面各篇文字所陈,唐尧受禅之后的都城在古涿鹿地方,当时之名曰“冀”,后世因城因城中泉水之名而得称“潘”。历史上的潘城,继尧之后为舜都至禹方迁至平阳。故唐尧受禅即帝位后,如《竹书纪年》所载,一直“居冀”,而并无迁都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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