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位禅让”非始于唐尧

选贤任能的“帝位禅让”，后世多以为是从唐尧开始的，如郭沫若在《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说，“我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可知素以人民为本位，而以博爱博利为标准，有不待乎唐虞之禅让，已确乎其为一种民主主义Democracy 矣。至唐尧更决定传贤之制度，我国哲人政治之成立，乃永为历史上之光荣”。

殊不知，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帝位禅让”，是政治思想中“选贤任能”的一种具体体现。治理国家，重用贤才，“选贤任能”，是从轩辕黄帝之时起，就实行的政治制度。整个“五帝时期”一共经历了八代帝王，国家权力交接，基本上是不搞任人唯亲，父传帝位于己子，而都是本着以民为本，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精神，按着选贤任能的政治原则，由在位帝王选拔、培养自己的继任者。其选贤之中，还要征询民意代表机关的意见。待其所选者经过实际从政磨练，有了实际治国能力和经验、能独立执政后，举行仪式，昭告天下，完成权力交接。

这种做法，并不是哪一任帝王的心血来潮，也工非不得已而为之，而是一种制度性的措施。这种中国上古历史上独特的帝位禅让制度，在古代绝大部分的人信为史实，并尽情称颂，孔子即是对此进行积极历史评价者之一。

虽然，自夏禹建立父传子、家天下的独裁政治制度以来，为了争夺帝位父子相杀、兄弟相攻的血腥权位之争，对“五帝时期”的禅让制度有怀疑其真实性者，但都拿不出任何历史的证据，来否定这一段特殊的历史。近代兴起疑古学风，各种怀疑之说都有，也是仍然找不出历史证据，来否定这一历史记载。如今倒是有了一种既流行，又时髦，也无人敢驳的说法，就是引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论，言之为野蛮时代“军事民主制”的选举。但在事实上，这种时下很流行的解说，既不符合恩格斯所论，更不符合中国的历史记载和考古研究证明的事实：恩格斯之论，说的是部落选举酋长，而中国的历史是帝王挑选自己的“接班人”；“选举”是下选上，含有“推而举之”的意思。而“选贤任能”则是上择下，且含有任命、任用之义；恩格斯说的是“野蛮时代”之事。而中国的“五帝时期”早已进入了文明时代 ；“野蛮时代”的选举，是人民行使自己的选举权。而“五帝时期”帝王挑选自己的继任者，则是帝王行使职权；多个氏族联合为部落，而采用民主选举的办法选举部落酋长，是因为原先的氏族没有相互隶属关系，由原来的哪一个氏族族长自己升为部落酋长，都不会被其他的氏族之人所接受，这种原始社会中“野蛮时代”的所谓“民主选举”同现代的民主选举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在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中，这种“野蛮时代”的“民主选举”，因其发生较晚，也可能会形成一种制度，存在过一定的历史时期。而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极早，原始社会的部落选举，一旦部落组织建立，此后用不了多久，这种所谓的“民主选举”制度，很快就会被破坏掉，而代之以世袭制，更不用说由部落相互兼并而形成的部落方国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熊国，就不存在什么“民主选举”，其不仅是世袭制，而且还存在着嫡庶之分。不然，为什么有熊国之君少典的两个儿子——姬轩辕、姜榆罔，就双居帝、后军政领袖之职呢？就连整个“五帝时期”的选贤任能，也是有其规定的：其一，选贤的范围只在皇族中，这一条，在整个“五帝时期”都未作过改变；其二，存在着嫡、庶之分，轩辕、颛顼、喾，都姓姬。帝喾之所以传帝位于帝挚，而不传给帝尧，就是因为挚为嫡出，姓姬。而尧为庶出，姓伊祁。帝位的选贤任能中打破嫡、庶之分者，还是历史上一直不受称赞、甚至很少有人提及的帝挚办到的：帝喾将帝位传予挚，帝挚执政九年，自感政绩不佳，不如唐侯对唐国的治理。于是，就率群臣亲往唐国，将帝位禅让予唐尧。所以，用恩格斯依外国史料为据而推演的理论，硬套中国的上古历史是不行的。更不能为了死搬这个框子，硬套中国的历史，就非要把“天下为公，选贤任能”，文明以治的五帝时期说成是“野蛮时代”不可，这又何苦来呢？

为什么黄帝要改变有熊国原有的君位世袭制，而建立一种选贤任能的帝位禅让之制呢？事实上，这同涿鹿两战不无联系。黄、炎重臣蚩尤的叛乱，给黄帝思想上造成的冲击是不小的，这就是任人唯能而不辨贤与不肖造成的国家灾难，百姓涂炭；炎帝举兵发难，对黄帝思想上造成的震撼更大！“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獗而活，先人之烈；卑而正如增，高而倚者崩。山有木，其实屯屯。虎狼为猛可楯，昆弟相居，不能相顺：同则不肯，离则不能！伤国之神，神则不来。胡不来相教顺弟兄？兹昆弟之亲，尚何易哉？”这段饱含着复杂情感、左右为难、乃至呼唤逝去的先神，“胡不来相教顺弟兄”的痛楚之语，正是在阪泉之战问题上发自心灵深处的悲愤之情。如果说任人不慎，虽有祸，可预而避之，可发而绝之。骨肉亲情之间如不择贤以传帝———————————

  《黄帝经·称经》。

位，一旦让不肖子孙执掌国家大权，便祸患无穷而不好收拾。

所以，我们认为整个“五帝时期”的帝位选贤禅让，不是某一帝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自黄帝做起的一种制度。这同汲取阪泉之战的痛苦教训有着极明显的直接因果性联系。因为还有一个极重要历史事实是这种情况的有力佐证：黄帝生有二十五子，但是，他生前并未将帝位传给任何一个儿子，当然，这也和他的“无疾而终”的突然死亡有关。有意味的是，黄帝最信任的青阳，也既不即帝位，也不帮其父立即挑选帝位继任者，而是过了许多年后，才将原先辅佐他的侄孙（此按《山海经》之载，若按《史记》为侄儿）高阳扶上帝位。这也正是后世有人总是不相信“五帝时期”如何会有四百年左右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帝时期选贤任能的帝位禅让之制，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和弊端，它远不能与后世的某种制度相提并论。但是，中国早在距今四千多年以前的历史上，执政者为国为民，就能够制定并实行选贤任能的帝位禅让之制，应该说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唐尧虽然不是始行帝位选贤禅让者，但他却是做得最好的一位帝王，他是以民为本位的政治思想最忠实的践行者，他是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上的一座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