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保卫战  悲壮垂千古 （一）
                                                      ——关于崇祯七年的保安城保卫战 
 
                                                                            曲 辰 
 
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由满族贵族建立的。它的建国史，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者，是努尔哈赤创立，称为后金；后者，为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于后金天命十一年九月继承后金汗位后，大力发动扩张战争，在明朝灭亡前夕改后金为“清”，并正式称大清皇帝而开始的。 
 
进兵关内，灭亡明朝，建成立以满人为主体的新王朝，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日思夜想的最大心愿。明末，虽然政治腐败，宦官专权误国，握有军事指挥权的人，如杨镐、王化贞、毛文龙等，不懂军事，指挥无能，但却受到阉党支持；而一些较有才能的人，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则在官僚左右倾轧中受到排挤、牵制，而不能发挥作用。在明朝内部官僚倾轧、以及后金利用明朝内部矛盾，暗中拉拢主降派的离间之下，熊廷弼、袁崇焕、杨涟、左光斗、徐尔一、韩爌等一班主战、主持正义的忠臣良将，先后被罢官或惨遭杀害。但是，毕竟明朝政权还未经大战重创，后金政权与明朝相比，在人力、物力、军力上，还相差悬殊。所以，皇太极就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 正是在这种“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的思想指导下，皇太极就不断避开明朝主力部队部署，多次乘虚入关，大批掠夺明朝边地财物，虏掠青壮年男子以充军，强抢青壮年妇女充于军内，供军士奸淫。对于老、弱、病、残及儿童，则尽行杀光。对城防设施、房屋、仓库等，则一律焚毁，给明朝边地人民造成了旷古未闻的浩劫！ 
 
但是，这样的历史事件，在后来的《明史》、《清史稿》中，不仅记载极其简略，而且都是清朝统治者的一面之辞。只有在残存的明朝档案中，以及一些地方志书中，尚保存了一些很零碎的资料。特别是在清代的地方志书中，修志者不能直指清朝统治者的荼毒，而只能在“职官”、“名臣”、“忠义”、“烈妇”等栏目下，记载一些极少数的死难者姓名，余则难叙。因而，这些残存下来的零碎资料，就弥足珍贵，透过这些简略的文字，我们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历史的一斑。 
本文就是本着历史、辨证、求实、以史为鉴的精神，以明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的保安州城保卫战，略作一点史海钩沈。 
 
                           一、宣大不守  临罪诿过 
 
保安州城（今涿鹿县城）保卫战，是在明朝九边重镇宣府镇城以北、沿长城七十七座墩台不守，皇太极亲率十二万后金兵，自独石口、野狐岭入关南下后，以八万重兵蜂涌而围一座毫援兵之孤城的情况下，知州阎生斗、守备徐国泰亲率全城民众上城战斗，奋勇杀敌，坚守三日，终因寡不敌众，知州阎生斗，守备徐国泰殉国，保安州城“人民杀伤几尽”，城中房屋全部被焚，大火一直燃烧十一天之久后，遇到了一场大雨方才熄灭的。这是自轩辕黄帝“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开创中华文明历史以来，所发生的一场极为悲壮、惨烈的战斗，一场空前绝后的野蛮、惨酷屠城事件。 
 
明代的保安城之北，是明著名九镇之一的宣府重镇。“宣府山川纠纷，地险而狭，号称易守”，它西临军事重镇大同，东接古北口险关，北控野狐岭、张家口、独石口三处要隘，南依小五台、灵山等天然屏障，制飞狐口、马水口、紫荆关、倒马关于西南，扼居庸关、镇边城于东南，是京师以北的重要军事防卫所在。在整个明朝的历史中，宣府、大同各驻有总兵官，更置总督于宣府，总督宣大军务，还派太监在宣府进行监视。宣府、大同兵员最多之时，高达二十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人。独石口、张家口、野狐岭，直至大同，沿长城共有七百二十多座墩台，三千多个烽堠，俱都日夜有兵卒严守；长城之外，还派有“夜不收”暗地探察敌情；长城之内，又有百多个卫、所、关、堡，分别驻兵，互为呼应。此诚可谓铜墙铁壁，固若金汤！ 
 
但是，至明末，由于朝政腐败，文官刮民财，武官吃兵额，崇祯时，宣府兵员“八万一百二十八员名”、大同“七万六千五百二十六员名”，已为空虚之数，实不及半。所以，崇祯七年七月初八日，皇太极率后金兵从独石口、野狐岭入关，明军竟毫无察觉，继而南进到猫峪、云州、赤城、膳房堡、万全城、张家口等地，其驻军则毫无抵抗能力。后金兵“初九日到宣府城东”，初十日包围宣府镇城，其兵锋“约有二、三千骑驰至保安州城北“三里安营”，保安州城守备黎国泰急速禀报军情，“伏乞速发兵马救援，以保危城，至紧至急。” 
 
宣、云驻军堕怠，侦御全疏，自有不可推卸之责，但作为兵部尚书的张凤翼平日整饬军纪不力，也不能脱其干系。当火牌、塘报等告急文书犹如雪片纷纷飞报兵部之后，张凤翼则不是运筹帷幄，遣将御敌，反而是稳坐京城，上书崇祯皇帝，唇枪舌箭地攻讦边臣，以诿其过。其奏文云：“照得自逆奴发难以来，申严边备之旨，盖无日不下，亦无地不周。至宣、大单虚，尤为圣明所注念。往岁议分尝兵以备守，拣精兵以待战，该督抚亦既自认精兵四万矣。迨臣入部又请募锋兵两万，亦蒙皇上俞允。合两镇精锋，计数六万，而尝兵十万不与焉，干掫不可谓不厚也。且别营勤练，久奉严纶，厚集策援，重烦明旨。该抚监尝身亲教训，自谓有勇知方，简除不可谓不早也。无论平时戒饬，臣部颖秃唇焦，即自报奴渡河以来，题请驰饬，已十余次。六月十二日具逆奴大举情真，乞敕各督抚亟图剿御一统，奉有宣、云等处，尤宜严备固守，不得少有疏懈……今奴四路纷来，至墙下而始觉，所谓侦探者安在？任游骑之抄掠，无能设伏歼除，所谓训练者安在？无事则若称缺饷，有警又自处无兵，组练无闻，只勤呼吁，所谓精锋者又安在？臣等反复思之，诚不得其解也。更可异者，九边之兵额，莫多于宣云两镇。两镇相应如左右手，乃不能自卫，而望救于邻，蓟辽真保，何处不当防乎？祖宗设三重臣于二百里内，原欲其首尾击应，呼吸相通，今竟成关格焉……破坏封疆，法均无贷。……少建微功，或赎前罪。不然者，其何以解于三尺哉？” 
 
张凤翼之所以如此参劾边臣，实为保安州城已破，全城军民壮烈殉难，他自己深知作为兵部尚书，是罪责难辞的。因为，保安州城七月初十日被后金兵围困，知州阎生斗与守备徐国泰，率全城军民一面奋战于城头，一面飞报军情而乞求援兵。至七月十三日，孤城被后金兵攻破，保安州城军民死亡几尽，全城房屋被烧成一片火海后，新保安守备陶问政、怀来游击郭秉忠、怀隆兵备张维世、宣府总兵张全昌、宣府巡抚焦源清、宣大巡按米助国、监视宣镇太监王坤等，都已接连将情形飞报于兵部，张凤翼已知事情的严重性。 
 
 
参考文献： 
见《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二。 
见崇祯七年七月《兵部为捉获奸细得知后金兵欲攻宣府事题行稿》，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二期，第17页。 
  见康熙十一年版《保安州志•灾异考》。载：《保安州志校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见崇祯七年八月初五日《兵部为报后金兵攻破保安城情形事咨行稿》，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三期第12页。 
毛泽东：《祭轩辕黄帝文》，原文发表于1937年在陕北出版的《新中华报》上。 
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兵部•宣大二边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第240页。 
见崇祯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兵部呈为王坤题后金兵锋已达延庆之紧急军情事本》，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二期，第4页。 
崇祯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兵部呈为张凤翼参侦御全疏之边臣事本》，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二期，第3~4页。 

   二、军民奋战  视死如归 
 
保安州城，即汉代的下落县城，自北魏间上谷郡废，则代之而为幽州以北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魏为燕州治，在唐朝为新州治，自石敬瑭将幽蓟一十六州地域送于契丹后，因州地有轩辕黄帝、唐尧、虞舜庙，遂更名为奉圣州。元至顺四年，因发生毁灭性大地震，取保佑安宁之意，改称“保安州”，明代沿用未变。在北魏、北齐、隋、唐之际，辖地最广之时，相当于今张家口地区的地域。由于元末的那场毁灭性大地震，直到明洪武年都因当地已无人烟，无州官所派，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地区中心地位才由宣府镇城替代。即使如此，自永乐年间从山东、山西、湖广等地移流民广建村堡后，因这保安州地处桑干河、洋河汇聚的山间断陷盆地中央，土地肥沃，物阜粮丰，交通便利，便很快又商贾云集，人民稠密，又成为“宣府左臂巨镇”。亦正因为如此，当皇太极亲率十二万后金兵入扰宣大之际，保安州城就成为皇太极决心攻掠的重点目标之一。早就暗派奸细潜入保安州城内，住进了康家店以为内应，在攻不下宣府镇城之时，即率重兵重点攻陷保安州城，以获取大批财物。 
 
崇祯七年七月，皇太极亲率后金兵，避开明朝重兵防守的山海关一线，而绕到接近明朝京师的地方进攻宣府、大同等处，原本就不是要攻城掠地，与明朝决战，而是实行“从旁砍”之策，重在烧、杀，以破坏明朝军防设施；重在抢掠财物，以为后来的夺取明朝政权聚集战时物资；重在虏掠青壮年男女，以迅速扩充军队。实行这种袭扰性的入侵，具有典型的游击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故，每攻下一城，则疯狂破坏军事设施，烧毁建筑，抢尽财物，虏掠青壮年男女人口，杀死老幼，极具破坏性、毁灭性、恐怖性。 
 
保安州城军民，在知州阎生斗、州城守备徐国泰的指挥下，在敌众己寡、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从七月初十日后金兵在城北扎营后，就轮流登上城墙，展开了一场英勇悲壮的州城保卫战：城外，后金兵如蝗似蚁，越聚越多，昼夜攻城；城上，军民并肩，石块、火炮齐发。当“打死百十余夷，内有一头目穿青蟒衣，众夷恼恨加攻”更烈。知州阎生斗与守备徐国泰，日夜守在城头，后金兵从哪个方向攻城，他俩就转到哪个方向指挥。十三日，后金兵对保安州城的围攻，越来离城墙越近，全城百姓中的男人，纷纷登上城墙，用砖头、石块抛下城墙外击敌，故，“城内军民坠城者甚多”。十三日下午，后金兵强攻北城，“城上火炮乱击，贼夷稍退，复攻东关城，自申至酉，城上火炮攻打不退”。此时，早在二月间就潜入保安州城的奸细，以及七月初八日混入州城住歇于康家店的后金奸细，在东城头暗地点燃火药，致使城头失火。其中，一名宣府籍的奸细随即在“东城上吆喝：上来了！上来了！”后金兵望见城头起火的信号，又听到呼喊示意，遂如潮水般涌至东关城外，攻城之势迅即疯狂。同时，“贼夷攻城用钩杆云梯，每夷捎秫秸一捆，垫成马道，随即上城”。知州阎生斗于东城墙护城台上，四望后金兵如蝗涌来，“挥涕叹曰：‘吾不能救百姓矣！’遂尽节于城东角奎楼。” 其妻闻讯，亦从容自缢而亡；守备徐国泰奋指挥军民奋战于城头，当城破之时，暴目视贼，“擐甲奋呼以战，至兵少，令散去，遂触石死。” 
 
保安州城的保卫战，是在寡不敌众、孤城无援、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知州阎生斗、守备徐国泰亲率全城军民进行的。激战三天之后，死伤极为惨重：保安城墙上下，堆满了壮烈牺牲的军民尸体。战至十三日午后，城中的百姓都情知城破已在眉睫。于是，很多人都更衣、整冠，携到挈子，拜别文庙、祖祠，纷纷投井、投缳，尽节取义。此依劫难幸存者、崇祯三年举人、岳州知府朱光，按其亲历，后又经调查，而记录于《保安州志》中的资料，整理如下： 
 
张师载，宿有学养，桃李天下，倍受州人敬重。城未破时，有人请其缒城逃生，师载从容对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生我死我，有何不可！”城将破，顾妻子道：“取衣巾来！”然后更衣，整冠，行至文庙，向孔子长揖而拜后，回家从容自缢；城中庠生夏祖禹，更换衣冠，哭拜家祠，携妻子先后投井，全家儿孙紧随其后，投井尽节；原任河南祥符县主薄刘大信，年已八十余岁，致仕后籍住保安州城，闻得城破，叹曰：“城已破矣，余生何为？遂从容冠带投井；云南举人李师圣，崇祯间任宣镇理刑，致仕后客居保安，城破之时，与全家一起自杀；原任山西汾阳县县丞陈邦瑞，其时亦在保安州城，闻得城破，立刻自尽；保安州训导易成器之妻董氏，闻得后金兵破城，从容整衣投井，其子女七人紧随其后，依次投井；保安州指挥易延羲之妻朱氏，同其长子妇董氏，闻后金兵攻破州城，婆媳相随而投井，其余子女亦视死如归，随后一一投井，个个毫无难色；州贡生王泽民妻毕氏及其婆母，生员魏嗣琦之母朱氏、妻刘氏，生员左樑妻张氏，生员林芝芳妻刘氏，民人张汉臣妻李氏，仓官侯维垣妻李氏，河南祥符县主薄王伦妻司氏，原任福建福宁州同知张崇德妻李氏，以及保安州庠生张士魁、李遇春、张尔训、张泰来、左枢、李荫、程德泽、程绍孔、王肇基、王鸿基、朱有临、吴大行、陈素定、郭嵩、吴从周、冯应时、蒋占润、葛春华、葛维缙、霍兴、刘泽远、刘宁远、蒋汉英、葛春茂、葛春芳等等，或投井，或悬樑，尽于城破之时自杀。举人朱光之母唐氏闻后金兵破城，投井自尽。朱光之妻王氏随其婆母之后亦欲投井，被婢女拉住未死。而朱光则因其父朱天宠患风痹疾卧病在床，伺候于床前而幸存。 
 
是时，保安州城中之百姓，在后金兵入城过程中，纷纷在各街巷与贼兵搏斗，以致死尸乱卧盈街。后金兵入城后，“将老弱者尽行杀戮，强壮者掳充役使，妇女姿色者掳掠奸淫，幼稚孩提尽付之烈火。”　宣府镇钦差监视太监王坤于后金兵攻大同后，派经历曹三略、陈奇鸣到保安察看，二人于七月二十二日卯时出宣府，申时到达保安州城，二十四日赶回宣府向太监王坤报告曰：保安州城内外“死者遍野尸横，井中各皆填满，秽污之气难闻……城门俱已损坏，军民房舍烧毁十止一存；本州六房文卷及仓库册籍尽已烧毁，州印查无下落；察院、顾公祠，俱已烧毁，惟存怀隆道公署一所；文庙、牌坊、魁星楼、已遭火毁；守备衙门并火药局俱已烧尽；城外南关并东关临街铺面尽行烧毁；城垣残坏数处；至于紧关仓廒俱已放火烧塌，瓦土、木料压于豆米之上。职到尚皆火焰大炽。本州各役并无一人……狱中重囚被虏去，逃回绞犯三名：张承恩、周世兴、魏科，见在固守城池。州库尽遭虏劫，并无钱粮……再查阎知州妻子尚存身尸，据伊男称系已获见，停州内宾馆；吏目王士翔，重伤伏枕，教官马化麟、张国正，俱带重伤…… 候缺王吏目及徐守备生死未明；原任李推官、蔚州张教官；俱遭杀死。州中马举人阖家尽被掳去；州中斯文，止存朱举人，郭、夏二监生，并生员有十余人，而家属俱已死尽。职到州中，无一军卒……城内死尸腐烂盈街，必须量给食米，扛抬出城掩埋。然州内并无一人役，仓场斗级守城人夫全无，合宜招募，以便差遣应役。目今逆虏移营虽遁，而哨马鞑贼尚有沿河哨探，兼有挖煤黑子抢盗，不时出没。防守之计，势不可无，恳乞速将前批枪炮手尚少一百五十名，星驰发下，以保城垣。” 
 
上述岳州知府朱光、宣府经历曹三略和陈奇鸣，以其亲见亲闻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崇祯七年七月初十至十三日，保安州城军民在其州城保卫战中，忠于国家，不畏强敌，捨生忘死，进行了极其英勇的战斗，直至最后一息；为了避免受敌之辱，纷纷投井、悬梁，从容就义！最可叹者，狱中所关押被判绞刑以候死期之囚张承恩、周世兴、魏科三人，被后金兵掳去，诚可谓死刑获生，但却不愿为野蛮之敌而生，而是逃回本州以守护残破城池！知州阎生斗为官清正，军民诚服，全城军民随其死守孤立无援之城，其情感人；而其与守备徐国泰，以及其妻随本州民一同殉难之举，惊天地，泣鬼神，壮山河，垂青史，就是铁石之人也会为之动容！ 
 
 
参考文献 
  崇祯七年七月《兵部为捉获奸细得知后金兵欲攻宣府事题行稿》，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二期，第17页。 
崇祯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兵部尚书张凤翼为报与后金兵在怀安等地战斗情况事题行稿》，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二期，第9页。 
崇祯七年八月《兵部尚书张凤翼为探得后金兵情事题行稿》，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三期，第5页。 
康熙五十年版《保安州志•忠义》。 
崇祯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兵部为后金兵攻入保安屠戮甚惨事题行稿》，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二期，第6页。 
  见崇祯七年八月初五日《兵部为报后金兵攻破保安城情形事咨行稿》，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三期第12页。 
 

 三、疯狂屠戮  实为军匪 
 
后金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野蛮而残忍，是现代人所难以想象的，然而这却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存在。后金兵的野蛮与残忍，是其本性。这种本性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其一，是社会制度。 
作为社会制度，后金政权统治下的社会，虽已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但此种过渡还仅仅是开始，奴隶制还是其社会本质。 
 
后金的“八旗”之制，既是军事机构，又是行政单位。八旗旗主称固山额真，下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牛录章京等。这些既是军事将领，又是地方行政长官，他们更是大小不同的奴隶主。其经济收入，一是靠战争中掠夺，二是靠战争中获得赏赐，三是靠剥削奴隶们的劳动果实。所以，在这种制度之下，强者压迫、掠夺、奴役弱者，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毫无仁义道德可言；而八旗之兵，则是由平民和奴隶所组成。他们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其财物靠劳动和战争中抢夺两个方面获得。所以，每当“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 而八旗各个大小奴隶主（将领）一直是实行每次战争中“各抢各得”，这就对财物掠夺到了疯狂的地步。而平日被奴役、被剥削的平民与奴隶，在战争中可以肆意抢掠别人财产之时，平时的压迫与剥削之忍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不但没有负罪感，而是充满了一种快感！此后，后金改革制度，将战争掠夺的一切财物“尽行入官平分” 如此，各将领在战争中的财物掠夺行为，就更加疯狂、惨忍。因为，他们总是想法要多抢些财物，以便除了上交之后，自己能多隐留下一些。 
 
其二是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 
作为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则皇太极不仅不会约束全军对百姓“秋毫不犯”，而是恰好相反，鼓励他的军士掠夺财物越多越好；至于抢掠妇女，本来就是用作赏赐军士奸淫，以便于笼络军人为其卖命的；杀害老幼，是因为他们无用；烧毁建筑物，破坏城防设施，是为了日后攻占更加容易。后金兵崇祯七年七月初十到十三日，以重兵围攻保安州城，就是瞅准了“保安一州，居近腹里，背山面流……商贾辐辏，称富庶之邦” 这一点。六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尚在未到达成宣府镇之前的行军途中，就晓谕众军曰：“既远征至此，则各取所获。凡马、骡、牛、羊、毛青布、衣服等，尽量收取之，各牛录会同分给。至于金、银、东珠、珠子、蟒緞、闪緞、上等緞及上等緞衣等，宜献各贝勒。蒙天眷佑，始裨我军士富足，购买军马，整备器械，不致有误。……有违斯谕，隐匿应献之物者，依法治罪，尽夺此次所获之物。”七月初十日，皇太极以“不至约定处立营”为由，将鳌拜等“驻宣府三宿，攘夺宣府周围牲畜财物” 尽行夺为己有。又，“克保安州城，阿哥巴布泰获财帛甚多。汗问之二、三次，却诳称毫无所得。汗已察其实，曰：‘岂有毫无所得之理耶？’遂命搜其帐房。得整缎、缎衣、毛青布甚多，堆积充栋。又搜出阿哥巴布泰送其子噶布喇所藏匿之物。遂交法司议，以阿哥布泰欺汗，坐窃盗罪，革职。” 
 
后金兵于崇祯七年七月十三日攻破保安州城，究竟抢掠了多少财物，已难知晓。我们仅从该年七月二十五日台吉阿济格、和硕贝勒墨尔根戴青、额尔克楚虎尔贝勒三人敬献给皇太极的财物，亦可窥见一斑。其三人所献财物计有：整缎181匹，缎140匹，佛头青布1050匹，布100匹，缎衣740件，佛头青布衣50件，黄金37两，白银900两，水银2包，花毡6块，茶叶三大笸箩和八竹篓，彩画桌一张，白花碗2个，马骡25匹，牛230头，羊3，600只。 
 
保安州城，永乐十三年重修包砖，其后，因原城小而增筑东关土堡一座和南关土堡一座。由此，对原城称“城里”，主要为镇中居民区，北关、西关为农民居住区，东关土堡和南关土堡为全城主要商业区。崇祯七年八月初五日，《兵部为报后金兵攻破保安城情形事咨行稿》中，引曹三略、陈奇鸣向宣府镇太监王坤所报语云：“南关并东关临街铺面尽行烧毁”。此，正是后金兵为了疯狂掠夺繁华商业区的财物，而在大批屠杀、抢掠纵火烧毁所有铺面，以掩其暴而造成的。 
 
后金兵于崇祯七年七月初八日入独石口、张家口，初九日围宣府，初十日围保安州城。是时，火牌、塘报、烽火俱已纷纷传至京师告急求救，崇祯帝“命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以兵二万分道援之” 后金兵十三日攻破保安州城，屠杀全城民众几尽，直到二十四日，“城内尸烂盈街”，然“州内并无一人役”、一军卒”可以“扛抬出城掩埋”。那么，这二万援军究竟在哪里？ 
 
参考文献： 
  见满文国史档案中天聪八年四月初九日《改汉文官员、城邑名号为满文名号》。 
李民奂：《建州闻见录》。 
  见《金国汗敕谕诸将领稿》，载国立中央研究院编：《明清史料•丙编》，北京图书出版社2008年版。 
见崇祯七年八月初五日《兵部为报后金兵攻破保安城情形事咨行稿》，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三期第12页。 
见满文国史档案《勿隐应献之物》。《历史档案》1982年第四期选载，第20页。 
见满文国史档案《鳌拜等因逾越汗所指往略之地受惩》。《历史档案》1982年第四期选载，第20页。 
见满文国史档案 天聪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坐巴布泰欺君罪》。《历史档案》1982年第四期选载，第23页。 
见满文国史档案     天聪八年七月二十五日《阿济格等以其报获献天聪汗》。《历史档案》1982年第四期选载，第21页。 
见《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东兵入口》。 
 

      四、将帅怯敌  攻讦边臣 
 
吴襄奉君命，将兵一万二千以援宣府，十六日抵达居庸关下之昌平，其怯敌而不敢前行，一驻便是十天之久！崇祯帝初旨：“星赴宣镇，视敌所向，鼓锐堵剿”，再旨“蜂屯未解，望援殊殷，着再催各将奋锐驰剿” 续又降旨云：“宣镇被围，势甚孤危，宁蓟等兵速督出关，相机进剿” 而蓟辽总督傅宗龙督援军出关之际，则瞻前顾后，临战求安，置宣、大百姓陷水火于不顾，当吴襄在宣府边臣及怀隆兵备一再趣催下，于七月二十五日提兵进驻怀来城后，得知兵部为进兵缓慢而不悦，讥讽之议四起，负气于二十六日黎明北进，刚到新保安，傅宗龙就又飞令箭、宪牌，以吴襄轻进而追其退回怀来。傅宗龙甚至以“凶兵新胜，不苟接刃，战则必败一；粮草不济，饿兵长驱，战则必败二；孤军直进，后无续援，是战必败三；不知地形，苦无向导，心虚胆怯，未战先乱，取败四”为由，上疏欲治吴襄不听军令节制之罪！而后，为了推卸怯敌不进之责，则又上疏崇祯帝，说山东布政司右布政使兼按察副使、现钦差整饬怀隆等处兵备张维世，在怀来以粮草不多为由，阻遏援兵，不许援兵出关，任屠保安州城之后金兵在保安、蔚州等地肆意抄掠。 
 
当然，皇帝朱由检自亦料知缘由，传旨兵部曰“张维世阻遏援兵，是何缘故？着自行回奏。宣东新经残破，粮刍措办，亦难全责怀来。着户部差去司官，同心料理，熟筹接济，毋得诿卸，致误急需。该部知道。钦此钦遵。” 
 
张维世受此不白之冤，又忽接圣旨要他说清原委，不胜惶恐，百感交集，故呈现长文据实而辩。今读其书，犹使人发可冲冠，涕可垂地，仰天而长吁矣！为避文冗，此稍择几段，以明是时边臣心情： 
 
“臣跪读明旨，不胜悚栗，不胜感激。夫使臣果阻遏援兵，不使征进，即寸斩臣以为误封疆者戒，臣亦何辞！乃臣与督臣之揭禀具在，即臣与吴帅往来敦请之书札亦具在。或督臣因军务倥偬，未及详察，故谓臣贼来则望援师之至，贼去则臣拒之耳。臣外吏也，亦小臣也，况督臣督师援宣则臣亦当在节制之中，又属臣也，安敢与督臣辩？然荷蒙皇上不即加臣斧鑕，犹容臣自行回奏，臣安敢俯首结舌，甘受阻遏援兵之诛？请仍就揭禀书札中情事，不敢旁谥一语，稍一剖白于圣明之前，可乎？ 
 
“为照奴贼之犯宣东也，以十二日入，以二十二日出，纵横百余里之内者十日，一方军民如在水火，日夕望援兵之至，真不啻焚溺之待拯救。乃吴帅以十六日抵昌，十九日始带轻骑五六百出岔道，尔时贼尚在沙城也。军民闻之，欢声雷动，臣争走书趣之，使进兵怀来。及臣使至岔道，而吴帅已返昌平矣。其答臣之书，大意为兵马久涉暑雨，蹄软力疲，所以少息昌平，一面调集将士，约二十二、三日可以齐至。又询及怀来粮料，堪供几日之用。臣味其书中语意，若无西援之志。遂答以宣东土瘠民贫，野鲜盖藏，廪无厚蓄。若以六千兵驻怀，怀之积贮，可十日而尽。但大兵奉旨援宣，非守怀也。况今宣围已解，贼营俱入蔚州，则大同境矣。随贼向往，相机堵剿，明旨昭然。督兵迅发，当如拯溺救焚，似无驻师妫上之理，正不难悉敝贼饱而张挞伐也。此臣二十二日答吴帅书也，为拒乎？非拒乎？ 
 
“及二十三日得吴帅回札，一则奉有驻札昌平之命，一则曰奉兵部令趣驻怀来，一则曰总督有行以三千驻怀来，相机进止。又曰六千兵驻怀，积贮可十日而尽，今调遣三千，亦可供二十日之飨等语。臣时在城头，与诸守城将吏同阅此书，不觉愤恚填胸。遂对大众喟然叹曰：宣云盼望援师，何如迫切！吴帅歇马昌平已十日矣。若怀来再歇二十日，使贼捃载而归，当已过三岔河。万一长驱紫、马、雁、平，则大河以北皆战场矣。不知吴帅有何颜面生入居庸乎！臣遂据案草书以让之曰：承示欲遣兵三千驻怀，陵京户牖，赖有长城矣。但大兵奉旨援宣，不闻守怀也。即兵部有趣驻怀来之檄，或亦五七日前之言，未必谓今日犹当驻怀也。若总督行既相机进止四字，不审今日之兵机，宜进乎？宜止乎？如曰宜止，则居庸即可止，何必劳师远出？如曰宜进，恐怀来终难久羁王师耳！不然，无论处援兵于不进不退之地，大非圣明轸念封疆至意。倘有从旁责维世曰，大兵原以剿贼，而道臣故留怀来以自卫，维世将何辞以自解乎？此臣二十三日遣吴帅书也。为拒乎？非拒乎？ 
 
“但臣词严义正，微涉于激，故督臣为诮让，臣知罪矣。然犹幸吴帅慷慨丈夫，颇知大义，于二十五日抵怀来时，臣携诸父老匹马郊迎，一见欢若平生，不但不以臣为罪，反以臣为相成之雅……至二十六日，吴帅黎明即发兵西行，臣勉留信宿不可得，曰贼尚在蔚州，吾二十七日可抵宣镇，与主兵合，可以成功……不期午后吴帅将及新保安而返。询其故，则军门有令箭宪牌，撤兵令驻怀来也。……至于臣两次具禀督臣，敦请援兵速进，亦有可述者。先是十九日，……臣具禀大意云，顷闻本部院督师出关，真是大旱时雨。闻援兵欲暂止岔道，相机进剿。但斗大破堡，刍糗全无，岂大兵屯聚之地？似宜进师怀来，渐次西指，以解宣围可也。及接督臣答臣之札，则但曰吴帅进止，尚容再商而已。此为拒乎？非拒乎？ 
 
“迨二十三日，臣又具禀督臣，请决吴帅进止。大意云，吴帅遣职札，欲遣兵三千守怀，谓出自本部院之意。然乎？否耶？……如谓当进，则会师宣镇，击其惰归，此正其时。即不然，有一师以反袭贼后，使不敢长驱紫、马，待紫马师集，内外夹击，可使逆奴匹马不返。若听其徘徊于居庸、怀来之间，恐非计之得也。臣言如此，为拒乎？非拒乎？……” 
 
崇祯间，后金崛起于沈阳，明朝防御重在蓟辽，皇太极袭扰宣大，吴襄以劲旅援宣，先是怯敌而迟迟不出关，后与后金兵一战即败。尚不若宣府总兵张全昌以独挡后金兵锋之疲旅，在浑源提两千之兵，尚能获胜而斩敌首“一百二十余颗，内有穿红蟒甲夷人。”傅宗龙督师出关游移不进，诬参边臣，则升迁为兵部尚书；而张维世在后金大兵压境之时，守怀来城以不破，为国宾屡催援师进击敌人，赤胆忠心，却因口快坐“失防”之罪，削籍遣戌！此是非颠倒之事怪，然亦不怪。谓其怪，是因于常理不通；言其不怪，是符合事物规律也——大凡朝政腐败之际，总是奸狡之徒得势，忠臣良将无罪受诛。不然，其政权何以会纷崩而垮塌？ 
 
保安州城之军民，在强敌来犯之际，在知州阎生斗、守备徐国泰斗的指挥下，奋勇战斗，前面的倒下，后面的奋勇向前！当寡不敌众而城破之时，纷纷整冠更衣，拜别文庙与家祠，从容就义而无难色！但是，九泉之下知国政腐败，亦放悲声：按《保安州志》载，崇祯“七年秋七月十三日申时，大兵破城，房屋烧毁，人民杀伤几尽。是年冬，鬼哭。城关相闻，夜不堪行。官设坛祭醮，不止，十年始散。” 
 
参考文献： 
见崇祯七年八月《兵部为道臣张维世委非拒阻吴襄援师事题行稿》，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四期，第5页。 
见崇祯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兵部为趣发援兵事题行稿》，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二期，第9页。 
见崇祯七年八月《兵部为山东右布政使张维世奏为未阻遏援兵事本》，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四期，第6~7页。 
见崇祯七年八月初九日《兵部尚书张凤翼为所张全昌在浑源与后金交战获胜事题行稿》，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四期，第8页。 
见康熙八年、十一年、五十年等各种版本之《保安州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