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北京 76 尊儒重教
在北京呆久了,您就会发现,北京虽然属于法制社会,但其尊儒重教的传统始终是一条主线。历朝历代概莫能外。北京为什么可以和平解放?而广州、南京、上海则在历史上很难有过像北京这样的经历。这就是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以各种方式传承下来。所以,研究每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其传承特点和精髓十分重要。否则您就会不适应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习惯,人情世故,社交往来等等等等。许多人不能适应北京的社会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不得不半途离去,到南方去混日子。到现在各方面也还有京派海派之分呢。颐翁就是属于看不起上海人的京派之列。那就算他也属于京派好了。哈哈,与广州人的霸气,上海人的牛气比起来,北京人更多的是和气。这需要您在北京慢慢去体会呢。毛泽东虽然在延安磨去了很多棱角却还是充满着湖南人的霸气。他终于不适合北京的一团和气,经常到外地,特别是到南方去散散心。最后搞了个文化大革命,霸气冲天,兼有上海帮的牛气冲天。虽然常有周恩来居间调和,但还是本性难移啊。包括某某人,镇压学运,不允许自由化等等。都是不了解北京,不愿意做北京人的结果。
尊儒重教,这是颐翁总结的北京的性格。不只是有国子监和各个教派的宗教场所。以及若干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等等等等。各军兵种各总部,包括各大企业公司的总部。您不尊重哪一家都会出问题的。所以只有一团和气才行啊。当然这一团和气,也不是一点原则也没有。但这原则就是一个“人和”或曰“仁和”二字。不是不要法制。法制是明摆着的,可还是要人去执行啊。在法律条文的框架内,也还是有很多调整余地的。这就要宽严有度才好啊。如果像上海帮那么叫起真来。北京就会天天闹腾的国无宁日呢。北京就是北京。所谓包容厚德是必须的。
北京的尊儒是有传统的,明清以前就有辽宋金元与南蛮子的融合文化存在。这文化,当然首推文人化的趋向。文人自春秋战国之后,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两千年多年一直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儒家文化也不是不要法制或不懂法制。而是在法治基础上,通情达理地摆平各种事物。过去偶有法家秉政,最后还是归于平和的儒家,百姓才能过上太平日子。您搞所谓儒法斗争那一套,在北京几乎闹腾不了几天。即便您是所谓海派人物,要想长期在北京主政,您就必须慢慢变得缓和下来,尊儒重教,尊重北京固有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朱镕基讲得好,上海人很精明,但不高明。广州人的精明不如上海人,但比上海人聪明且霸气要多,广州人很识时务。务实也是广州人的特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没有广州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呢。与沿海城市比较,内地的长沙和成都就多有区别呢。湖南人的霸气是出了名的。成都人的朴实无华,也很有名。虽然蜀绣和湘绣就差一个字,但却是两种不同地方人性格的体现。一重彩绘,一重清秀。重庆自与成都不同。接受了许多上海的习气,不如成都人朴实,反多了不少上海人的狡诈,广州人的务实,但总是缺北方人的憨厚。
回过头来还是说北京人。人常说,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小啊。您一个县团级,在外地就是土皇上了。可在北京您即便是司局级,也算不上什么官啊。所以,一般人在北京谁都不敢耍横摆老资格或混充大款什么的。北京有老资格的人,有名气的人,有钱的人多得是。即您便是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也还是最好老老实实做人。不然一闹出事来,就会舆论大哗。众叛亲离。连毛泽东都感到要夹起尾巴做人呢。何况刘林江周等等等等。所以北京虽然有许多独栋别墅,但多数很难卖得出去。据说积压了几千套呢。历史上能够保存下来的名人故居,几乎都变成了博物馆。就是说,这些人只是在那住过,但不是他家的私产。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其娱乐业,商业和制造业等等,始终不如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等等外地城市。一般说吃在广州,玩在杭州,穿在上海,官儒在京。但您要想生活自在,您最好别在北京。尤其现在,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水资源匮乏,远不及其他二三线城市。北京虽然尊儒重教,但并不太适合文化人生活。主要是官气氛围太浓重啊。说话办事都得特别小心谨慎呢。可文化人多数都是大大咧咧地口无遮拦。历史上吃了这方面亏的所谓文人(多有官位),何止是三家村人啊。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啊。虽然是共和了,讲法制了。可谁没有点小毛病啊。那陈希同不过就有几件没有交公的访问外国的赠品,不也还是给判了13年吗?哈哈,又有点扯远了。这其实是场上无君子呢。尊儒重教,那是对一般百姓而言。在官场上可就不是如此呢。其明争暗斗总是免不了的。虽然可以多方调和。但有些儒生一旦卷入政治的漩涡,下场要比在外地惨多了。要不怎么苏东坡多次被贬黜出京,到偏远地区。但他走久了,皇上还又想他了。离了这帮文人,谁来捧场啊。便又招回来。然后再贬黜去。其实这就是中国京城的所谓为官之道呢。京官难做啊。您既要有儒雅之气,又不能过于腐儒气。当然,对我们这些退休养老之人,则是例外。北京有的是山水林园。不愁没处消遣呢。
颐翁有诗叹曰,尊儒重教乐颐翁,观景玩博混京城。
颐指气使行有道,悟佛观音护真情。
山水园林多得是,莫学屈宋与龙彭。
大学国子人争慕,官儒联体务求清。
网上搜的资料附后
有人认为大学体制是西方人创造,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即有高等学府,只是办学的理念和模式不同,而且不兴叫“大学”。商时的中国大学叫“太学”;周时叫“国学”,国学是周王办的,诸侯办的则叫“泮宫”;西晋时称“国子学”,北齐易名“国子寺”;隋则改称“国子监”,一直到清末都是这叫法。
真正把大学叫“大学”的,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当年,中国诞生了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 与大学不叫“大学”一样,中国古代的大学生也不称为“大学生”。以明代称谓来说,通称“生员”,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叫“监生”,学生可享受“助学金”,由国家财政支出,因为是用于学生改善伙食,故称为“廪膳”。 国子监是朝廷的中央宫学,用现代人的话说,它是中国古代的国家级重点大学,学生比现在博士的水平还高,其学术地位远胜于今国务院“211工程”中确定的全国重点大学。现在的大学生连个工作都难找,但国子监的毕业生可没这担心,不仅包分配工作,很多时候还“包当官”。明代便规定,“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换句话说,上了国子监就能当官,上不了便别想往上爬。
试想,“包当官”的大学谁不想读?所谓“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概就是这原因吧!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时全国尚未统一,朱元璋便在应天府(今南京市)的集庆路附近开办了明朝第一所国立重点大学——国子学;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及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全国统考”(乡试)。
2012年09月27日 16:45 金秋的北京孔庙,旌旗飘扬,黄菊漫地,黄绸围栏,一派节日的气氛。今年的9月28日是至圣先师孔子2563周年诞辰日,一场盛大的“祭孔大典”活动在具有700多历史的北京孔庙隆重举行。
上午9:30分,随着典仪齐唱“起户”,钟鼓齐鸣,肃穆的音乐响起,来自社会各界的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市民代表由国子监持敬门缓步进入孔庙祭祀现场,行至大成门下孔子像前,来宾神道两侧就位,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长吴志友先生宣读告文:“告:公元两千零一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孔历两千五百六十三年。首都北京社会各界致祭于大成至圣先师。惟师,修礼乐,定诗书,作春秋;惟师,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垂宪万世。谨以牲帛[bó]
醴[l] 齐,粢[z]
盛庶品,祇奉旧章,式陈明荐,以复圣公、宗圣公、述圣公、亚圣公及十二先哲陪祭。尚飨[xing]。”宣读完毕,全体嘉宾向“至圣先师”孔子行“四拜礼”。行礼完毕,典仪引领嘉宾进入大成殿主祭现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80名国子监中学的学生在孔庙中院高声朗读“礼运大同篇”。2012年北京孔庙祭孔大典在气势恢弘的“大同礼运篇”中拉开序幕。
随着典礼唱“鼓初严、鼓再严、鼓三严”、乐舞生、执事者、献祭官顺序就位,伴着乐奏“咸和之曲”、“宁和之曲”、“安和之曲”、“景和之曲”和典仪的一唱一和,祭孔仪式的“三献礼”、“四拜礼”、“八佾舞”,随典而动,嘉宾敬然肃立,现场蔚然壮观。在孔庙大成殿前举行的“祭孔大典”,是第三届北京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重点推出的文化品牌。当天,共有400余名来自社会各界的领导、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以及市民代表出席祭孔活动,将文化节活动推向了高潮。 祭孔,是华夏民族为了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主要在孔(文)庙举行的隆重祀典,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成为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由于做出了兴办私学、传承古学、开创儒学三大历史性贡献,孔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开创者、历史文化巨人。特别是其开创的儒家学说,不仅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思想支柱,而且对广大平民百姓的思想与生活也产生了极深影响。因此,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直至成为至圣文宣王,受到盛大而又隆重的祭祀。虽然孔子离去了两千多年,但他创立的学说在中国古代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国的文化主流,并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祭孔大典”在古代被称作“国之大典”。新时期的祭孔大典,不仅将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群体集体缅怀先圣、继承优良传统、弘扬中华美德、提高民族素质、加强民族凝聚、增强民族自信、振奋民族精神、激励后人奋进、促进世界和谐、推动人类文明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同时也将在中国文化史、世界祭祀史、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东方圣人—孔子及其倡导的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价值、精神、智慧,亦将因之弘扬光大,造福中国千秋万代,泽被世界人类。 第三届北京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自9月9日开始,至9月28日闭幕,历时20天。文化节期间,主办方先后推出了文化节开幕式暨教师节拜师礼、第二届北京国子监儒商文化论坛、祭孔大典、大成礼乐文艺展演、《明清进士书画艺术展》、《孔庙国子监监藏御制匾额精品展》、《国学圣地赏国艺-金丝楠文化主题精品展》、国子监大讲堂之道德讲堂、国术健身项目展演、国学文化体验游等11项文化活动,为首都市民奉献了一场丰盛的“文化大餐”。 据介绍,文化节期间推出的《明清进士书画艺术展》将延长到11月初,以满足更多国内外观众的欣赏需求。同时“孔门72贤人”瓷板画人文景观工程宣布正式启动。瓷板画既是瓷、又是画,它是陶瓷艺术摆脱纯工艺装饰、融入文人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并将陶瓷艺术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他们具备更纯的文化品格。它融入了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精神,展现了瓷画艺术的精湛魅力,体现了文以载道的文化品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用瓷板画的形式表现“孔门七十二贤人”,将使二者相得益彰,更能够体现儒学的精髓,艺术的再现“孔门七十二贤”的人文风貌和对儒学的传承,增强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国子学改称“国子监”。明成祖朱棣夺位后,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于是明朝有了两所国立重点大学,即南京国子监(或“南雍”)和“北京国子监”(或“北雍”)。南雍和北雍,可以看成是明朝的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 国子监是古代出“贤人”的地方,现在南京、北京的明国子监遗址附近都有“成贤街”就是这原因,招生指标是不应该成为商品的。但是随着国力下降,中央财政严重亏空,朝廷急于搞钱,便开始“教育乱收费”了:凡想上大学、到国子监读书者,不论成绩优劣,不问家庭出身,“军民子弟”只要肯出“赞助费”,就发给“录取通知书”!有意思的是,明朝时收取的赞助费不要现金,只收当时短缺的粮食或是马匹等。 明朝乱收费除了教育领域,司法方面也很糟糕。据《明史·食货志二》记载,朱祁钰的老爸朱瞻基(明宣宗)当皇帝期间,可以花钱赎罪,行情是普通死刑犯免死,需60石米;流放的犯人,需40石米。简单对比便可看出,明朝时花钱上大学,比“捞人”的成本还要高,以“米百石”的低标准来算,也要高出40石。 进一步分析,明朝时米1石等于120明斤,100石就等于12000明斤。明斤比现代斤要重,大约1比1.18,这样一换算,明朝100石米便是现代的14160斤。以当下(2012年2月中旬)普通大米每斤零售价2.50元的行情来算,明朝100石米能卖35400元人民币;即便以最高赞助费800石米来算,也不过28.32万元人民币。表面上看,明朝“花钱上大学”花的并不多,但古代家长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当时正常年景下单季稻1亩地产量仅在2石左右,不到300斤,一斤稻谷只能出0.7至0.8斤米;而现在,每亩产量已达1500斤,“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则创造了亩产1800斤。依明洪武二十年九月定的工资标准,相当于今省部级高官的二品大员,年俸禄是576至732石米,如果缴800石赞助费,明朝“省委书记”一年的工资也不够;如果是100石米,便轻松了,可买5至7个招生指标。相当于今县处级干部的七品官,年俸禄是84至90石米,如果缴800石的赞助费,明朝“县委书记”想花钱让子女成为国子监这所全国重点学府的大学生,要花去10年左右的全部工资收入;即便是100石,也要用掉近一年的工资收入。如果是普通人家子女,面对“米百石”的赞助费,想都别想,能念个私塾认几个字,已是烧高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