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称：养老保险今起可“全国漫游”[1]。随着2010年到来，一批2009年发布的法律法规将从元旦起开始实施，其中包括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跨省转移规定。这本是老百姓期盼已久的一项惠民政策，然而，2009年12月31日，近2万名养老保险参保人涌向了深圳社保个人服务中心和各区的社保服务站，创出了一天就有近两万名员工退保的历史记录。[2]显然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并未将这一政策解读成惠民政策，而做出了“用脚投票”的反映。

 广大农民工面前有一道选择题：一是元旦之前退保，拿到的只能是个人帐户中自己缴费的部分，当然被我们宣传得花一般美丽的社会保障，也成了“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二是新规定不许退保只许转移，除了转移个人帐户中自己缴费的部分外，企业缴纳的部分也可转走12%，从而建立起长期的社会保险，维持着花一般美丽的保障。于是在劳动合同法宣传中我们熟悉的“误读”论又开始出现，毕竟农民工的退保实际上是对我国社会保险的一种嘲讽。深圳社保局增派了100多名工作人员，到现场不停穿梭，给参保人讲解新政策出台后的各种优势，劝导他们不要轻易退保，然而似乎并未奏效。[3]单从算术题上看，农民工退保也确实是一个极不理性的选择。笔者长期与农民为邻并获益匪浅，农民的精明是远超出我们想像的，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就犯糊涂呢？

 当着官方讲“误读”这个概念时通常是居高临下的，农民工考虑问题则现实得多，也更符合小人物仰视官方的特点。在近两万名退保员工中，华为公司的刘雅只是普通的一员。刘雅只能够拿到自己个人账户上累积的800多元，企业缴纳的部分只能够留在深圳。“没办法，有总比没有好，而且将来也不知道在哪里工作，转起来更麻烦，还不如直接退掉。”刘雅的话代表了现场大多数退保人的心态。[4]上述的那道选择题，其实并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选择建立长期的社会保险关系，还得加上对官方廉洁与高效的信任。这几年社保基金的不断挪用，养老金的无法兑现，农民工恐怕对那高高在上的官府已经缺乏了基本的信任。在农民工眼里，社会保险只是国家法定化的“拖欠”、“克扣”工资的行为。“拖欠”是指用人单位、劳动者的钱都要交给国家，离开时才允许退保拿走，经年累月、迂回曲折；“克扣”只能拿走自己缴费部分，企业缴费部分被当地政府充公，七折八扣。尽管迂回曲折、七折八扣，但总还是“有”的；继续放在国家那里，几十年后则可能是随着物价涨落，体制变更，而成为 “没有”，这才得出了“有总比没有好”的无奈结论。仔细想来，农民工的反映，颇有君子之风。“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面对元旦后的无法退保，还是一退了之。多少说明，经过劳动合同法的宣传之后，农民工也确实不是那么容易被大人物“误导”了。

 上述的讨论一定让人感到有些文不对题，涨工资讲的是一次分配，而社会保障讲的主要是二次分配。其实农民工在做的何尝不是一个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选择题。农民工直接将钱领走，其实是一次迂回曲折、七折八扣的一次分配；而钱交给国家，实现社会保障是二次分配。假如我们将这样的选择题给农民工去做：一是让雇主将加社会保险的钱直接发给农民工，这是国家较少控制的一次分配；二是交由社会保险基金，通过国家高度控制的二次分配实现，结果如何？深圳创出了一天就有近两万名员工退保的历史记录就是一种回答，哪怕企业缴纳部分完全被当地政府“没收”，他也选择将自己缴费部分追回。如果再将企业缴费部分也完全发给他，我想大概95%以上的农民工会选择前者，落袋为安。前者被宣传为分配不公，后者被宣传为体现公正，颇具讽刺的是，农民工要的似乎是不公的分配，摒弃的恰恰是被我们宣传得像花一般美丽的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公正。

 其实这种题目我也出给过我们工作室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做过，答案是一样的。我国社会保险的高投入，低产出可以说是世界少有的。与其将钱交出去，通过国家保障的方式去实现，还不如自己选择一些商业保险来实现保障，商业保险的赚钱至少在明处，并可相互比较。今天不知还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神话。在中国可能最适合建立的是一种新加坡式中央公积金制度或者香港的强积金制度，也就是一种企业与员工的强制储蓄制度。当一些中国员工有机会选择香港强积金制度和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时，几乎无一例外选择企业缴费不多，员工所得不少的香港强积金制度。仔细想来，多得部分正是国家运作的“成本”，也包括以“贪污”与“浪费”形式支出的成本。一部分官员和学者将一部疑窦重重的规定解释得头头是道时，往往忽略了“贪污”与“浪费”在我国是不可避免的成本（另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学费”） ，而农民工早将这一切想明白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对官方推出的惠民政策投下了反对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