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贺州平桂管理区公会镇杨会村的绝大多数村民正在酣睡，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将他们从梦中惊醒，一个非法鞭炮生产点发生了爆炸，现场一片火海。”[1]广西的爆炸使笔者想起七、八年前江西的爆炸，一样的非法鞭炮生产，一样的童工，一样的生命付出。不同的是，地点从江西换到了广西。

 江西那次爆炸发生后不久，笔者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这一盛大的国际会议上，与会者谈论最多的是中国江西发生的爆炸案，各国学者纷纷指责中国政府。为中国政府行为进行辩护的是印度学者。在这次会议上笔者作为中国学者被安排为正式发言，同处亚洲的印度学者没有作为正式发言，不滿之情溢于言表，这种安排多少也让他们感到中、印影响力的差异。印度学者在自由发言中提到，如果严厉打击童工，就会使印度更难追上中国。显然印度的童工现象也很严重。这样的发言，给人的感觉似乎中、印的崛起依靠的是使用童工这类野蛮手段。

 笔者作为八个正式发言者之一，在仅有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占得一席，（在这类国际会议中从来都是发达国家更有话语权）本不是讨论这一话题，但是会议的氛围使笔者不得不先论及这一案件。笔者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家长一般并不希望子女去充当童工，江西案件只是一种个别现象，政府对于使用童工也是严厉打击的。笔者努力将中国的问题与印度的问题区别开来。笔者的这一发言立场，得到随后发言的美国学者的支持。会议氛围也开始缓和。

 广西的那一声爆炸，使笔者对自己当时的发言多少有了怀疑。怀疑的不是政府的善意，而是能力，当一个政府有太多的事情要去管理时，恐怕最应当管理的事情反而被忽视了。“这是一个数量庞大，但又常常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他们就是父母外出打工的农村留守儿童。据统计，目前这样的孩子有大约5800万人，其中14岁以下的占到了4000多万人。这些孩子年纪小，父母不在身边，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他们的权益如何维护成了一个社会难题。”[2]这一难题并不是始于今日，也不会终于今日。为改善这一群体的状况，虽不能说政府无所作为，但至少可以说改进不够。这一问题似乎主要交给市场去调节了。而这一问题恰恰是市场发展，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依靠市场力量无法解决。

 根据社会契约的理念，每个人都同样向社会让渡了自己的天赋权利，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国家及其机关本质上只是公民利益的代表机构，它应当去实现一些个人无法实现的目标。留守儿童的问题正是这样的问题。这也正是江西爆炸时，国际社会迅速将矛头指向政府的原因。当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导致社会成员的基本经济生活安全受到威胁或有严重的障碍时，在理论上作为公民利益代表机构的国家决不能坐视不理。然而，在市场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政府与民争利，为民做主的身影，我们的政府常常忘记他的职责应当是为民服务。凡市场主体可以进行的事情，政府本无必要去凑热闹。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当一个政府去管不该管的事情时，就会另有一件该做的事情被耽误。这恐怕就是“留守儿童”成了“留守问题” 长年得不到解决，甚至愈演愈烈的原因吧。

 广西的一声爆炸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对于这一声爆炸，笔者感触最深的是恐怕已经惊醒不了几个人了，当今社会太多的爆炸，太多的流血，已经使人麻木。人们的神经似乎只会被作秀牵动，在这个眼球经济时代，只要还有作秀的能力的，就算不上真正的弱者。那些幼小的生命无论是否逝去，最缺乏的也许正是作秀的能力。广西的那一声爆炸也许既不会带来什么，也不会带走什么。笔者感到最可怕的是麻木，对于这类事情，不仅中国麻木了，似乎世界也麻木了。没有来自国际、国内的压力，我们有可能改进吗？当我们不断的听到这种爆炸声时，我们真还敢说这只是和谐社会中的一种个别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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