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劳动法学界流行讲良心，论战起来，只须说一句对方“丧尽天良”，便以为自己取得了胜利。当然誰都知道讲仁义道德的老祖宗应当是孔子，于是我们讲个孔子的故事。

 春秋时期，鲁国制定了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补偿和奖励。这道法律执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得救，因此得以重返故国。后来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贡，他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他从国外赎回来了很多鲁国人，但却拒绝了国家的补偿，因为他自认为不需要这笔钱，情愿为国分担赎人的负累。

 行文至此，一些劳动法学者一定会击掌称赞，子贡的道德情操何等高尚，当然接着应当大骂世风日下，中国当今企业的见利忘义。有些学者喜欢用一个“土财主”的称呼来比喻用人单位[1]有些学者则从老外那里学来了“血汗工厂”的说法。稍带着还会攻击一下资方代言人。最后的结论一定是得出“向子贡学习”的结论，当然还得感谢孔子培养出一个如此有良心的好学生。脸皮厚一点可能还会说自己称不上孔子但至少也是子贡的正宗传人。

 可惜的是，当时的孔子却大骂子贡不止，说子贡此举伤天害理。祸害了无数落难的鲁国同胞。孔子说：世上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原先的法律，所求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侧隐之心、只要他肯不怕麻烦去赎这个人、去把同胞带回国，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偿和奖励。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得到大家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条法律是善法。孔子还说，子贡的所作所为，固然让他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是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嘲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子贡一样为国分忧。圣人说，子贡此举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所以不但不是善事，反倒是最为可恶的恶行。

 劳动法中的情况多少有些相似，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问题将长期困扰我们，国家应当鼓励企业用人。国家出了很多促进就业的政策，这些政策无非是让企业在赚钱的同时，能尽量实现充分就业的目的。充分就业是国家安定的基本保障。法律作为“义”本来只是一种底线性的规定，是所有企业都能轻易达到的标准。这种“义”并不见得要与“利”冲突、对立。如果以“维权狂人” 方某的经历看，3年来方某在11家单位工作过，打了11场劳动争议官司，最终都是用人单位败诉。企业的败诉率是100%，大部分纠纷都是在他进用人单位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的，也就是说，你只要舍得花些时间收集证据，企业必定是违反劳动合同法的。对于普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而言，要想求“利”基本上难以守“义”。然而，趋利恰恰是企业的本性。

 浙江律师傅凌志在评价“维权狂人”时认为：“企业如果不想诉讼缠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严格守法。”傅凌志说，“职业维权人”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还是在企业身上。现在一些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发放工资、安排劳动时间、缴纳社保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才给“职业维权”行为留下了生存空间。如果用人单位能够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用工，“职业维权人”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这些道理说起来是正确的，做起来却决非易事。

 郞咸平曾估计，劳动合同法如果认真实施，中国三分之一的企业都将关闭。郞选平说的是否准确，笔者不得而知，不过以笔者的经验，中国的企业大部分都存在着违反劳动合同法的现象。如我们这位律师所说“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给‘职业维权’行为留下了生存空间”请注意，笔者这里使用的是“大部分”，不是少数，更不是个别。笔者曾在一个人力资源论坛上，遇到原本应来介绍管理经验的一家家喻户晓的优秀企业（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也是极其优秀的企业），其论题是劳动合同法对其没有影响，该经验却被一场刚刚发生的劳动争议诉讼而且败诉的事实击得粉碎，只能被迫缺席。笔者常对一些最著名的跨国公司说，当你们不了解中国劳动法的时候，最好不要说我比劳动法做得好，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劳动合同法的荒谬是超出想像的，一个全世界其他国家正常的行为，在中国可能是违法的。我们的媒体往往注意了企业违法成本之低，却忽视了企业守法成本之高的现实。正因为企业守法成本太高，才会出现法不责众的现象，也才会使违法成本如此低廉。这种成本与风险也会促使一部分资金退出实体经济。中国的股市热、房市热其实是与办企业冷紧密相联的，大量的资金正从实体经济转向炒楼、炒股，从而形成泡沫。

 试想，如果我们无法解决不切实际的高标准问题，只是加大执法力度，会如何？不要说三分之一的企业关闭，哪怕十分之一，中国的就业局面就会发生很大的影响，最终受到伤害的其实还是劳动者，尤其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我国劳动法大规模提高守法成本，依孔子的评价标准，此举伤天害理！这恐怕让我们那些以道德家自居的劳动法学者大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