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月一日，围绕着今年的五一，发生了太多的争论。

    2007年国务院第二次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休假天数调整为11天并取消了“五一”长假。这一做法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2009年03月25日广东公布“五一”放假方案，其中的七天连续放假，被媒体报道为恢复“五一”长假。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要求严格执行国家法定节假日有关规定的通知》发布，对恢复“五一”长假行为给予了极其严历的批评。3月27日，广东省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的《通知》，并要求全省各地、各单位要认真落实，不再进行调休。然而争论并未至此结束，反而愈演愈烈。

    很多人争论的是五一是否应当有黄金周，笔者更加关注的是我国应当如何进行公共决策。应当说这一届政府提出的关注民生、和谐社会的主张是得到全民广泛的认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进入了劳动法的立法年。然而，几乎每一个劳动立法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争论。

    依笔者看来，劳动法属于社会法，作为一个三元社会，社会领域一头連着经济，一头連着政治。这正是社会立法的复杂性。以这次法定节日调整而言，取消五一黄金周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考虑假期的民族特色，可以说这是一个较为政治的考量；恢复五一黄金周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经济的考量。这种政治经济的交织，不同地区的差异，使社会立法显得特别复杂。有的人看到的是拉动内需，有的人看到的是交通拥挤，出行不便，有的人看到是可以获得更好的休息……民意的反映也变得众口难调。

    头脑风暴节目近期做了一次“基层劳动者是否需要五一长假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人希望重新恢复；而仅在一年多前，支持取消五一长假的民调投票也占到近八成。[1]可见，民意的反映不仅复杂而且反复。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我国的具体工作部门并无充分的准备。近来的立法往往是在没有进行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仅凭立法者的一腔热情，一个良好的愿望，不计后果的就草草出台，愿望虽好，效果却差。取消“五一”长假的决定，本身就显得极其轻率，面对恢复的呼声也处理得相当随意。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在《劳动合同法》《劳动仲裁调整仲裁法》《促进就业法》中均可看到。社会立法被当作政治立法，我国的立法部门往往停留在理念正确这样的层面，公共政策的决策过于简单、武断，想当然。其实一些重大决策为什么不能放权给地方政府，先行试点，看看效果如何再做决策呢？地方试点曾经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法。

    国家立法应当保守，这是出于人们行为预期的需要，是维持秩序稳定的需要，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需要！法律作出的应当仅仅是底线性的规定，要能够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一旦打破了原有的稳定，再想要弥补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黄金周的讨论折射出公共政策固然需要黄金般的点子，但更需要黄金般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