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代文学的文学形式

    宋代文学体裁多种多样，不但有诗、词、文，还出现了戏剧和话本小说，这里撮其大要而述之。

    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唐诗那样突出，但它的成就却不能低估，唐诗、宋诗各有千秋，它们的风格不同。一般地说唐诗讲神韵、格调，宋诗则讲气骨、理趣；唐诗多以热烈的感情去感受现实生活，宋诗多以冷静态度去体察客观事物；唐诗气度宏大，宋诗钻研甚深。此外，宋诗好发议论，呈现出散文化向。 

    北宋初期基本沿袭晚唐五代浮靡文风，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文流行一时，几乎同时，一批出身中下层地主阶级，通过科举参加政权的文人，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在文艺上的表现必然和那些一味为北宋王朝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有别。北宋初期的柳开、王禹偁等作家已有意继承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的传统，企图纠正晚唐五代以来文艺上的颓风，努力把诗文引向现实主义的道路。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诸家在提倡古文的同时，诗歌上也接受了韩愈及其同派作家的影响，在内容上要求以诗歌“叙人情，状物态”，反对西昆诗人的无病呻吟；艺术上要求以清丽平淡的风格纠正西昆诗人的浮艳作风，这才开始表现了宋诗的独特面目。此后经过王安石、苏轼到黄庭坚，他们从各自的生活道路出发，多方面向前代作家学习，通过诗歌抒发个人的生活感受，表现个人的政治态度、文艺见解，形成各自不同的诗歌风格，和欧阳修合称北宋四大家。由于宋代文人的政治地位高，容易脱离人民群众，长期的书房生活，使他们习惯于以学问相高，以议论相尚，而不大注意从现实生活吸取源泉，构成鲜明的诗歌意境来激动读者。这种作风在欧、王、苏三家中已有所表现。到了黄庭坚、陈师道，变本加厉，形成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严羽《沧浪诗话》）的江西诗派，风靡一时，使诗歌脱离现实的倾向愈来愈严重。金兵的南下，两河的沦陷，北宋王朝的覆亡和南宋王朝的建立，这些在靖康、建炎之间（1126-1130）发生的重大事件，使当时政治形势及人民生活起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在诗歌创作中得到反映。当时江西派的重要作家如陈与义、曾几已经在诗里表现了伤时念乱的心情，到陆游更继承从屈原到杜甫的爱国主义传统，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抗敌御侮的要求，并在更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派脱离现实的倾向。同时的杨万里、范成大，出入于北宋和中晚唐诸家，各以其繁富的诗篇描绘祖国的江山风物，使宋代诗歌在苏黄诸家之后重新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其后宋金对峙渐趋稳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和，文学上爱国主义的呼声渐趋微弱，代之而起的四灵诗派、江湖诗人，就更多地表现了对现实的消极态度。直到南宋亡国前后，领导人民起兵抗元的文天祥，以及经历亡国惨痛的作家如谢翱、汪元量等，才重新写出了一些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诗篇。

    比之诗，词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宋词向来和唐诗、元曲并提，被尊为一代文学之胜。前人以词为宋代的代表文学，从一代文艺作品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看，是有一定理由的。宋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词家。在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传统的婉约派以外，又有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词的创立。现存《全宋词》、《全宋词补辑》，录存作品二万余首（不包括残篇、附篇），有名姓可考作者一千四百三十余人，两宋词业之盛，于此可见。

    宋词最初继承晚唐五代婉约绮丽的词风发展，人们习惯于用它来写艳情。所谓“娱宾遣兴”、“诗庄词媚”，很能说明词的某些特质。另一方面，由于晚唐五代词人写来写去不出于一点男女的离情别绪，却正好为宋人留下更其宽广的余地来驰聘他们的才情与笔力。由于北宋封建文化的高涨和文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在范仲淹、欧阳修等部分作品中，即景抒怀，气象已自不同。到苏轼更矫首高歌，时见奇怀逸气，在婉约词家之外别立豪放一宗，开南宋张孝祥、辛弃疾等爱国词家的先河。尤其是辛弃疾的作品，悲歌慷慨，志气昂扬，足以激顽起懦，激励人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两宋词家的最高水平。

    苏词在北宋的影响还并不显著，他门下的秦观和同时的贺铸主要还是继承五代词家和柳永的词风发展。柳永多作慢词，多从都市生活吸取素材，在当时市民阶层中传唱最盛。到北宋后期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更以典雅工丽之词为这没落王朝点缀升平，把宋词引向了脱离现实的道路。南宋中叶以后的词家如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虽面目各有不同，主要是继承周邦彦的词风继续发展的。

由于宋代封建文化的高涨，妇女知书能文的渐多，词的传统风格又有利于抒写“闺情”，因此宋代还出现了一些女词人。南渡前后的李清照，其才不让须眉，在两宋词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宋代散文的繁荣开始于宋初的诗文革新运动。仁宗庆历时期，一方面由于北宋王朝将近百年的统治，为封建文化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内外危机的加深，促进文人对于现实的关心，诗文革新运动就在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领导之下，取代西昆派的地位，成为北宋文学的主流。宋代散文家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成就突出。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就占了六位——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和苏辙。欧、苏等大家是韩柳古文运动的最好继承者。韩柳文大部分文从字顺，成为后来文人学习的典范；但他们本身也还没有完全摆脱汉魏以来辞赋家的习气，部分篇章过分追求字句的雄奇精炼，甚至近于生涩。欧阳修主持礼部试时曾打击了文坛上追求险怪的作风，王安石、苏轼更批判了“力去陈言夸未俗”和“以艰深文其浅陋”的辞章家习气。他们自己的作品也大都晓畅明白，平易近人。这就引导当时的散文创作向健康的道路发展，其影响远及明清的许多古文家。宋代散文在思想内容上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和现实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不少散文名作与政治斗争直接相关，甚至就是激烈政治斗争的产物，如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朋党论》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等。宋代散文比之唐代散文更宜于说理、叙事和抒情，因此更适合于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也就很自然地成了后代散文家仿效的一种模式。

    宋代文学，除在诗、词、散文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绩外，在戏剧和小说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北宋的城市经济较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唐代的长安、洛阳，住宅区的坊巷和市区分开，黄昏后坊门锁闭，禁止夜行，市区交易也只能在白天进行。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早就有繁盛的夜市，坊和市的界限也被突破了。当时洛阳、扬州和南宋的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情况也相类似。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和娱乐的需要，在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杭州等大都市里出现了一些群众游艺场性质的“瓦肆”或“瓦子”，经常演出说话、说唱、杂剧、院本等艺术，使两宋时期的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和戏曲，取得重要成就。据现存有关资料记载，宋杂剧、金院本和南宋戏文，在当时都很活跃，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但遗憾的是它们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具体作品。至于话本小说的成就则更为巨大，它确立了白话小说这一崭新的文学体裁，开辟了我国长短篇白话小说兴盛繁荣的新时代，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