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在1月25日召开的南京市城建城管环保工作动员大会上，溧水区城管局副局长俞立新没有请假，而让人代开会并迟到，被免职、通报批评。

违纪官员被及时处理，本应是一个让人“拍手称快”的事，但在网上却激起不小的争议。官员行为确有不当之处，当然应该处理，但争议焦点在于，免职是严格依照相关规定，还是和市长抓了现行当场怒责有关？公众希望是前者，担忧是后者。

对于处罚依据，溧水区纪委称是依据《南京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溧水区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笔者没有搜索到溧水区的“问责办法”，但就南京市的“问责办法”来看，代开会就免责的处理，缺乏很充足的说服力。

南京的“问责办法”，列举了多种违纪情形，比如“违规选拔任用干部，用人严重失察、失误”，“资金使用不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或造成严重浪费”等。与之相应的问责办法有七种，而“免责”是最为严厉的一种。也就是说，官员即便犯下“违规选拔”“资金使用不当”等更严重的错，按规定也是“免责”，而代开会竟与之“同罪”，是否过重？

常看新闻的网民想必也有“体验”，很多民众看来严重的官员违纪，所受到的处理不过就是“免职”。比如，时任山西省静乐县委书记的杨存虎，2012年因让女儿吃了5年空饷被免职，两个月后又神速复出。有了这些“免职”案例的铺垫，现在看到代开会也免职，就难免对“治官”标准产生狐疑。

此前的很多“免职”，无疑是处理过轻；这一次的免职，是处理过重还是恰恰回归了常态？如果说这样的处理是得当的，那今后再遇类似事件，是否都能“复制”这样的力度？再进一步，如果代开会就免职的话，那官员犯下明显更严重的过错时，处罚是否也就应该做相应的“升级”？

公众期待看到从严“治官”，但必须是法治，而不是人治。不能因为某个领导、某段时间，特别关注某个领域的问题，恰好“顶风作案”的就被从重处理；而风头一过，同样的错误又被置于不同的处罚标准下。若是以“弹性标准”管理官员，不仅对于个体不公，也是一个恶劣的示范和引导，官员很可能会以同样的标准去“管理”民众。

希望看到南京有关部门对这一处罚更具体的解释。当然，个案处理是否合适，也有待放置于更大的背景和更长的时间内。公众会将这一免职处理当做“标尺”，南京今后对违纪官员的处罚，很可能都会被拿来与之对照。和“代开会”同样或者更严重的错，得到同等或者更严重的处罚，才能让公众信服。但愿南京日后对官员的问责，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