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有政协委员针对公款消费茅台酒的现象发出“冲冠一怒”，提出《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要求立法禁止或者限制政府机关、国企公款采购茅台酒。有媒体的调查显示，贵阳下属一个区一年要喝掉1200瓶以上茅台。

公款吃喝和茅台之间，不像鸡和蛋一样，难分先后关系。显而易见的是，是先有了少有节制的公款吃喝，茅台才有了闪耀登场、扶摇直上的机会。这点已有权威印证，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年初就说过：“没有公款吃喝，茅台不会那么贵。”只是，禁喝茅台易，要根治公款吃喝难。

这一次的媒体调查，进一步揭开了茅台在官场中的去处。看一看这些地方官员的说法：“接待外省领导和来自北京的部分官员时，酒桌上就必须要有茅台。”“这批酒主要被送到北京有关部门，用于该区相关材料的审批。”“该副市长介绍，该市招待重要的客人用的主要是茅台酒。而重要客人的标准，就是地位在仁怀市之上的党政部门。”

由此可见，茅台的畅销，还不仅在于三公经费不透明而产生的挥霍，更重要的原因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各种潜规则。无论是贵州还是浙江，都声称省内接待的时候，都用普通白酒或黄酒，但是一接待上级来的官员，就不得不上茅台。在地方官员眼里，投入再多再贵的茅台，都不能算是奢侈，因为如果能换来上级部门政策或资金的倾斜，怎么都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在这里，茅台只不过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只要不规范运作的权力张开了血盆大口，就必然要有奢侈物品去填补。

要求三公经费公开，自然可以对遏制公款消费茅台产生一定的倒逼作用，但要真正起效，还是要“体谅”地方官员的“苦衷”。这样的“苦衷”恐怕还不只在官员中存在，下级官员找上级官员审批材料，要上茅台；一些商人或百姓找地方官员审批材料，是否一样要上茅台？只要权力可以变现，每一级权力的面前，都会有一片广阔的“茅台”市场。

茅台只是一个引子，背后是公款吃喝，再后是各种腐败，再后是权力的跋扈。解决问题的序列，如果是从茅台开始，固然看起来容易见效，但结果恐怕类似于壁虎的“断尾求生”，禁用的茅台会不断地“长”出来。治本的办法，只有从治理权力的跋扈开始。只要权力规范运作，公款喝茅台成了个案的时候，禁用治理才会变得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