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铁修建史上最大的事故”已经酿成，无辜的生命就这样无奈地离去。调查正在进行，关于事故的隐患，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责怪施工方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施工方则称早就汇报，“需要上级批示”。随后的问责结果也大致可以预料，因为太多的信息不透明，外人永远闹不清谁是谁非，只看到一个折衷而敷衍的处理结果。然后下一次事故可能又不经意地如鬼魂一样出现。角色轮回，舞台永在。

喜剧给人的快乐都是一样的，悲剧给人的哀伤各有各的不同。杭州地铁事故带给人的哀伤夹杂太多的不解和愤怒。网上看到中国青年报4月18日的一篇文章：《杭州地铁工程中标企业被指弄虚作假》。文章披露诸暨中兴公司是个“设备简陋的工棚企业”，根本没有能力承建地铁这样的重点工程。这样的工棚企业是怎样中标的，新闻披露到现在已经7个月，为什么有关方面竟熟视无睹？

我们呼吁媒体监督，但常常发现有限的异地监督、事后监督起到的效果却很有限。比如已经结束的“周老虎”事件，最终葫芦僧断了葫芦案。媒体乃至网民的纠缠无可奈何花落去。所以，最可怕的不是媒体不监督，而是监督了没有效果；最可怕的也不是不问责，而是问责了都没有“供出罪魁祸首”。只是斩两个虾兵蟹将以谢民愤！

晚清时分，有老外评价中国的衙门，说中国的父母官面对案件，通常不是追究具体的是非曲折，而是各打五十大板，为双方各找台阶，和谐了事。如今似乎涛声依旧。很多安全事故发生以后，因为牵扯的部门人员利益众多，竟很难将罪过量化，最终糊里糊涂各打几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状况？

想到黄仁宇大历史观所提到的“数目字管理”。其要旨在于：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原因，中国政治体系早熟并迅速进入大一统时代。这就导致地方利益和地方组织未及充分发育。因而，中央政权和基层社会间缺乏有效中介，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等数目字管理的先决条件无从从容展开，中央政府的各项制度和设计倾向于“概念先行”，社会管理缺少统计数据和技术支持。

黄先生提到的一个不可“数目字管理”的社会，如今依然是中国的现实。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架构虽已建立，但其间很多的管理是靠人际关系，是靠潜规则维系，所以很多部门或者官员的权责划分不明确或者不透明。因为这种不透明，浑水摸鱼的机会就多，一旦东窗事发，追究责任的时候也很难有章可循。

最可怕的并不是腐败，而是那滋生腐败的土囊。最迫切的也不是扛着消防器材扑向一个个失火点，而是建立一个公开、透明、可以“数目字管理”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