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Cosplay、街舞、涂鸦、滑板，现在也是深受年轻人喜欢，但如果是18年前，那可是相当另类，另类到不是那么为人所理解。杨修铨在主导西门町商圈改造计划的过程中，力排众议，最终缔造今日之台湾潮流新干线。

作为台北人，长于夜市，曾经代表台北最繁华娱乐圣地的西门町，对杨修铨而言，那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是童年的记忆，虽然后来有些不堪，但是他觉得只是历史长河里短短的一个过程，临危授命改造计划，他看到的是文化与荣光，周旋黑白两道，广交三教九流，耗时十二年打造出西门町潮创势力。而这只是他众多知名案例中的一个而已。

在杨修铨看来，文创产业乃“人、文、地、产、景”的知识工程大整合，无论是价值、技术、市场、资本、文化等等藩篱或高墙，通过整合、改造、培训、辅导等多方面的用心嫁接，可盘活一个地方的文创产业。

眼下，杨修铨正在考察厦门的市场，他表示，自己有意入驻厦门，因为厦门能够接纳各种多姿多彩的创意，又跟台湾的小确幸蛮吻合的，厦门的包容和沉淀让他觉得非常难得。

 一手打造西门町潮创势力

《台海》：去台湾的时候，台湾朋友还专门带我去逛过西门町，很难想象这个时尚橱窗原来竟是贫民窟。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改造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吗？

杨修铨：西门町不是贫民窟，媒体上全部写错了，它曾经非常繁华，只是没落了差不多20年，这里是很多四十岁以上台湾人的童年记忆，我们都是在那里看电影、逛街、消费，它只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被遗忘了。

在1998年，我受命于台湾“经济部”、商业司和台湾市政府都发局委托，改造西门町。在这之前，我在台湾打造商业街还有点绩效，所以政府就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我，我是唯一一家，大家都不敢碰。别的大家都会来竞标，西门町没人敢投。

《台海》：对你来说，它也是烫手山芋吗？

杨修铨：绝对是烫手山芋，因为当时西门町已经没落了，里面充满各种颜色的业态，有黑的、黄的、灰的，很混乱，当时西门町有三流：流氓、流浪汉、流莺。那时我反而什么都没看到，我只看到一个文化，日据时代的电影院、三百年的妈祖庙、传统的日本料理、西餐、国民党过来后带来的中华美食等等，还有一个，它是我们的童年，当时有很多电影明星都是在这里逛街被星探发现，最有名的叫林青霞。那个计划当初就叫形象商圈，简单讲叫记忆产业。

我看到文化，然后做了一个定位，叫次文化，做年轻人要的东西，现在大家比较听得懂，当时听不懂。年轻人这个定位在当初、在当地是非常被反对的，因为那时客户都是有年纪的阶层，对这部分，我是非常主张，花了很多力气，从政府到民间，到地方大佬等等，抽调出一个比较明确的部分——玩音乐，在里面办明星签唱会。西门町改造后，街道是空荡荡的，没有人，现在白天都人潮拥挤，COCO李玟、周杰伦、 刘德华、张惠妹他们的签唱会都在这里举办。现在这个不让办了，因为人太多了。

当然，新的东西来不见得全都是正面的，譬如纹身、刺青，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艺术街。包括我们投入的美国街，现在都已经变成潮牌，花了三年半，把T恤、短裤、鞋帽透过滑板、街舞、涂鸦等运动做了一个定调。

第二是玩电影。导入这个计划时，台湾的电影部分已往下跌了，衰退了，美国片兴起，我们想要用电影产业把这个地方再拱起来，开辟了一条电影街，路名叫“武昌街”，用武昌起义对外宣示，这个地方要恢复当初的繁荣，所以我们引入了台北电影节。当初很多美国片在亚洲的第一个首映式就放在台北，我们几乎是跟美国同步，因为时差，甚至有时比美国还提早一天，也因此有机会把整条街布置成电影的场景。

《台海》：在这中间，您一直都在吗？

杨修铨：我中间脱离了6年，毕竟只是顾问，把方向、组织结构弄起来了，我就撤退了。6年后，这里又乱套了，所以我又临危受命，回过做整个西门街区的商业发展，我就把户外广告的部分整合成媒体，卖给广告公司，收入用来维护街区发展，于是，我又做了四年半的街区管理者。

文创势力还是要靠民间力量

《台海》：文创产业，特别是潮创势力，需要向政府寻求支持吗？

杨修铨：在台湾，政府给的钱非常少，我们甚至会说政府你不要来碰。西门町项目后续整个街区的投入经费是我们自己赚来的，只是透过政府授权，西门町的红楼是政府行为，有很多人以为红楼是我做的，不是，如果是民间的话，就赔了。

但政府有一个角色很重要，他们会协助我们发展。西门町只是我其中一个个案，很多地方，我们都是通过公司的运作，协助政府、地方业者慢慢打造，大部分还是民间的资源和力量。

《台海》：西门町之大成功，也奠定了你台湾商圈教父的江湖地位，始有“商圈达人”之称号，你也成功辅导改造了台北市西门町、台北市西门徒步区商圈、台中市大隆路商店街、高雄市新崛江商店街等知名案例。在您看来，哪些因素是改造成功的关键所在？

杨修铨：首先要有预测市场变迁的观察力，要有洞悉的能力，深入了解，进而在地方上看是否能够落实，不能硬搬。第二个，要有一份商业计划，牵涉到经费、人力等等。第三就是整合力道，谁在操作，考量个人的整合力，你是什么样的执行者，这很重要，把人事物一一盘进来处理好了，就越来越好，处理不好，就搞得越来越砸。在大陆，最困难也是在这个地方。最后就是发展，有可能发展以后，刚刚说的又得重新再来过一次。好比西门町，其实我一进去就推翻台北市政府的街道家具项目，他们已经做了两年，我把它推翻了，还把里面东西都拆掉了。

《台海》：厦门业者请台湾设计师设计文创产品，产品很好看，但是市场不买账，觉得如果将其放在艺术馆貌似更合适。你怎么评价这一现象？

杨修铨：我现在来大陆，准备一心一意做自己的品牌“我的孵化器”，这是我的名称。现阶段的营销已经是走到3.0时代，不再是1.0时代的我生产你买，也不是2.0时代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现阶段消费者要什么东西，可能连自己也搞不清楚。3.0时代应该是进入到消费者内心，简单讲，内容第一，载体第二，连结第三，社群第四，现阶段的文创产业就是必须要面对这些。这些人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起心动念，因为在这里给他一个内容，一个氛围，激起他大体的认同，“这个东西是我要的，再贵都要买。”

这是我现在观察到的，大陆现在不是有自贸区，大家都在试探，都在说要有大数据，因为大家不愿意做功课，我觉得，反而更要用心在这个地方。

在no-wifi的氛围中创作

《台海》：近年来，你经常受邀到大陆各地分享经验，你也很有意向落户厦门，点评下当下的厦门文创事业。

杨修铨：厦门因为特区关系发展比较早，行政效率会高一点，这也是一个移民城市，迸发出很多开放的文化，能够以更大的接受度去迎接新的创意，所以创意产业在厦门是非常非常有发展的，我很喜欢去沙坡尾，东晃晃西逛逛，曾厝垵之前会去，现在不去了。

厦门很多巷弄里面，我感觉跟台湾的小确幸蛮吻合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出差也好，在这过程中，暂时可以把心灵寄放在这里，寄放在产品上。我觉得厦门是有这个氛围的，这个在其他地方蛮难能看到的。

《台海》：现在很多人都在提“互联网+文创”，你个人认同吗？

杨修铨：应该不是互联网+文创，而是文创+，我对文创的定调是产业价值链，是依托在产业上面，电商是产业互动中一个非常有效率、及时性的使用工具，当然也是因为是工具，可以让我们更有创新的价值。

对做文创的人，我常常会跟他讲：你必须要把on-line的地方先收起来，应该着力在off-line，让人家如何体验到你给他的温度，如果是真的不行，回到一个完全no-wifi的氛围，去做你的文创，反而会创造出另一种更高的文创价值。简单讲，你今天静坐到某个地方去，我可以让你在这里，不想要用手机。没有正面答案，用这样呼应你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