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调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

日本对近代调查研究方法的利用，是开始于明治维新以后。由于当时日本尚处于农业社会，较早的调查活动是从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开始的。

明治初期，一个叫驹场农学校的专科学校聘请了一位德国专家，他在日本工作了12年，对日本各地农村进行了大量的土地调查及农业指导，其中包括农业生产、流通、农业政策等方面。其间，他也培养了许多日本学生，后来这些学生继承了这种调查研究方法，继续对全国农户进行实地经济调查，并探讨农业经营的实际状态和经营方针。最初这种调查活动主要是个人徒步走访，形式比较分散，后来逐步形成了有组织的调查活动。

不过，文明有时是由罪恶推进的，就像战争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样。日本对中国殖民化政策的需要，也把日本的实态调查活动推向空前规模。这场活动的主角就是有名的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调查部。满铁设立于1906年，它是日本对中国进行殖民化统治的巨大公司，同时也是日本实行所谓大陆政策的核心机构。

满铁调查部是一个庞大的调查机构，是满铁的智囊部门。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在谈到殖民地统治和设立调查部的关系时，提出“文装武备”的理论。他认为，殖民地政策是文装武备，是打着王道的旗，实行霸术；文装侵略政策的要点是让殖民地人心归顺于帝国，其方法就像行政管理的秘诀在于掌握人性的弱点一样，殖民地政策的关键是了解和把握当地人民生活的弱点。他希望调查部能够使学术与世俗相互接近，从殖民地的民事和商务的实际活动中，建起实际业务和学术之间的桥梁。满铁调查部在日本投降时解散，历经近40年，在日本对中国实行殖民地统治中起了巨大作用，有“经济参谋本部”之称（参见山田豪一著《满铁调查部》）。

满铁调查部设立初期，在东京成立了东亚经济调查局，并聘请德国和奥地利专家指导工作，工作范围包括资料收集方法、调查方法以及工作人员培训等各个方面。后来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满铁调查部聘用了许多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日本一流大学的教授和毕业生，工作人员最多时超过2000人，并形成后来在日本长期延续的官学协同体制。

这里大家肯定都注意到了，日本人在治学上非常信赖德国人，很崇拜德国的东西。实际上二战结束以前，日本人从“头脑”到体制都深受德国的影响。据说满铁调查部研究人员的理论教养基本上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有些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

从研究方法上看，满铁调查部坚持实地调查的作风，并规定调查方法不能仅仅是文献收集，必须以实态调查为主。比如在研究报告提出时，没有经过实地调查的文献资料不许使用。同时在实地调查中，特别注意研究中国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惯行（习惯），以把握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据说满铁调查部积累的调查研究资料多达到六千余件，编辑成册的有《满铁统计年报》、《经济调查资料》、《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日满支工业立地条件调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支那抗战力调查》等等（支那是战前日本人对中国的歧视性称谓），几乎无所不包。到目前为止，这些资料仍然是国际上公认的了解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情况的最详实的资料。比如,经济史学家黄宗智在美国出版的名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就主要取材于满铁资料。

满铁调查部在日本投降后解散，但它所采用的实态分析方法对日本战后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的影响仍然很大。按照满铁调查部的思路，日本又成立了一个新的综合调查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同时，大批有满铁或满铁调查部经历的人回到政府、实业界及教学和研究部门。实态分析方法不仅仍然被广泛使用，而且更加细致化。现在，实态分析方法已经成为日本大学人文学科和经济类专业的教学内容，也是学生做毕业论文的常用方法。

2．“以一粒沙子看世界”

科学研究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理解并进行理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检验理论的普遍性，提出新理论的过程。但是社会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它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可重复性和个体的特殊性，所以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公式来描述所有情况。

具体来说，由于文化传统及行为方式方面的差异，不同民族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活动方式，即使在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行为也存在差异；同样，不同行业之间的经济活动方式也存在差异，即使在同一行业中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行为也不会完全相同，比如生产资料的流通方式与消费品的流通方式就不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经营方式也不同。

针对这许多的“不同”，实态分析方法是围绕对典型事例的实态把握，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理论，再用实例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这样，随着研究事例的增加，不断检验和提高理论的普遍性，并且使理论更加细化。日本的经济研究由于非常重视运用实态分析方法，所以形成了十分细化的特点。我看过一些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书，觉得与我们这里喜欢搞理论争论的路子不同，他们的搞法有点像禅宗的路子，就是把马克思的理论往日本的现场里用，一个阶级一个阶级的实际情况非常清楚，很少直接拿马克思语录当论据。

就农业经济学来说，日本不仅有农业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也有关于农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专门领域的经济学，甚至还有大米经济学、绿茶经济学、蘑菇经济学以及粮店经济学等以具体商品或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

按照这种路子，如果要了解西红柿业的经济情况，就得先到西红柿产区选定一个或者几个农业组织进行调查，并围绕着西红柿的生产、流通、直到市场上的消费者进行跟踪调查，其中也可以针对技术、组织、融资等方面进行重点分析，最后进行归纳总结。这样，就可能达到“从一个西红柿看西红柿业”的效果了。如果是要了解蔬菜业，那么就先找一种有代表性的蔬菜，比如西红柿，然后对西红柿进行实态分析，“从一个西红柿看蔬菜”。如果看不全面，再触类旁通地看一些其他蔬菜品种的情况，比如萝卜、白菜、土豆。随着蔬菜种类的增加，就会对蔬菜业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实态分析往往因为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目的的不同，调查研究方法也不同。在日本，最常用的实态分析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以把握调查对象的特征为主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是针对尚未被认识的对象，比如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某类行业尚未被研究的细部问题及边远地区等特殊领域，在对国外问题的研究中，这种方法被广泛使用。它有点像人类文化学的调查方法。第一步是在实地对有关调查对象的信息进行收集，同时通过现场观察形成直观印象；第二步是在细节上发现问题，比如经济活动的习惯或惯例、与其他同类对象的差异等等；第三步是通过归纳发现问题，把握特征，提出新的理论和对问题的解决方法。

第一次考察日本山区经济，我就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初到日本时，我对日本山区经济没有什么了解。当汽车行驶在几乎看不到车辆的山间柏油公路上时，马上就会了解到日本在振兴山区经济上所进行的大规模公共事业投资的效率。在很少遇到青壮年人的山村走访中，可以发现山区的高龄化问题和劳动力不足问题。也是在这次调查中，我看到日本农业和林业协同组合（合作社）的财务报表中约一半收入来自政府补助。

1990年代初，我国农业部提出借鉴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的经验发展我国的农民专业组织，而我正是为了这个“借鉴”到日本留学的。亲眼看到日本的情况后，我心情特别复杂。如此巨额的政府补助，真不知道该怎么个借鉴法。如果考虑到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也是日本国内的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问题就更复杂了。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的直观印象就是日本山区经济的主要问题与特点。如果要进一步研究，可以根据发现的问题，按照一般理论分析的需要，针对几个选定的对象村，拟定详细的调查计划，亲自调查后，总结出一般性结论。

我国学术界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经典著作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这本书也是日本老师向我推荐的惟一一本中国人的著作。可以说，费孝通的方法与日本的实态分析方法基本一样，就是把几个调查村当成中国农村的缩影，了解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经济行为，通过归纳总结，提出一般理论。通俗地说，就是“以一个村子看中国农村”。这本书在海外发表时，叫作《中国农民的生活》。到现在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它是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农村问题最好的书。

据说，有位外国记者问费孝通：你觉得中国再过多少年才能再出一个费孝通？他回答：五十年。费孝通写的东西难吗？老实说，对于大多数能够理解西方经济学高级原理的人，在智力上都不存在任何困难，这比那些复杂的数学模型容易理解得多。但现在之所以不能再出一个费孝通，可能是因为在中国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也就是大家不愿意吃那样的苦，而且那样的工作在中国也得不到很高的评价。于是大家便以空对空、吵吵闹闹地搞起理论创新来。

在日本,费孝通先生那样的书不少，而且做那种工作的人也很多。在我看过的关于中国、西欧和美国社会问题的书里，讲得最清楚明白的是日本人写的书，因为他们不仅有对陌生世界的好奇心和问题意识，还对具体事物进行现场调查和对细部的追究，所以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清楚明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日本人在知识普及方面非常出色，因为容易看得明白的东西总是容易普及，而对具体的萝卜白菜的分析总是比抽象的概念更容易明白。

我常常听到日本人抱怨看不懂许多中国同行写的书，大概是因为在书里找不到用来看世界的“沙子”。实际上这种情况也不仅仅限于日本人,一位国内的朋友就曾经这样对我说，他下海时买了许多本中国人写的经营管理书，但看不下去，而且即使是看过后也不明白实际情况，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看来，我们的书不是给大多数读者看的。

实态分析的第二种方法是对已有理论或假说进行验证的调查方法。现在无论在哪个经济研究领域里，几乎都有外国人或本国人的理论，对理论的验证就很必要了。这种方法主要是按照调查课题和对象的要求，采用问卷调查和访问调查两种方法。

在具体的研究中，一般是两种方法并用。问卷调查与通行的方法一样，就是根据问题，设计问卷、选择调查对象、回收问卷、最后进行统计分析。在采用这种方法时，保证回答问卷的准确性和高回收率一直存在问题，即使是在日本这样国民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国家。与此相比，访问调查是不可缺少的方法，因为除了它比问卷调查有更高的准确性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对调查内容的实际感受，而这种实际感受在研究分析中是任何资料代替不了的。最后，按照调查的结果，对已有理论和假说进行验证；如果结论一致，也可以使之丰富、细化；如果结论不一致，就要提出新问题，修正已有的理论和假说。

比如，一般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但是日本的情况却相反。为了解释这个现象，可以通过调查找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提出新理论。这样，就会发现原有理论所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约束条件，从而丰富理论的普遍性。实际上这个方法可以用来对许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把一些现有的理论放在几个具体的企业、乡村中进行考察，看看这些理论观点对不对；如果不对，找出不对的原因，这样就可以为这些理论增加新的约束条件和新结论。

另外，这种方法还可以用来分析政策效果。不过，对政策效果的分析最好是对政策的制定、实施、效果进行追踪调查。日本的研究机构和大学一般都有自己的定点调查对象或调查地，并进行定时调查，而且持续数十年以上。所以，经过长期的实态分析，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要进行政策建议，都很有价值，很有说服力。

一位韩国学者曾经对我说：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像日本那样拥有如此大量的丰富资料。我曾经上过几次战后日本林业发展史的课。一次老师用幻灯讲课时，用的是同一个山头连续几十年的图片，变化一目了然。看来日本人在实地调查上也有着“一所悬命”的劲儿。

于是，在用一粒一粒沙子看世界之后，剩下的就是归纳整个世界的特点了。大家看，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不是与在第五章谈到的日本电视叙述风景的手法非常相似。所以在日本人那里，几乎看不到马克思说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间的矛盾，因为日本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像马克思那样，再用归纳出的抽象概念去演绎出“一个世界体系”。

 （选自拙著《樱花与武士》，同心出版社，2007,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