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禅宗与日本文化

如果用我们这里的流行话语来说日本古代社会的“国情”，那就是“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另外还可以加上一句“活动空间狭小”。具体来说，在日本古代社会里，匮乏的资源难以承受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特别是战乱过后，大量武士的“退伍军人安置问题”就更叫人头疼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日本人祖祖辈辈地被固定在一个熟悉的生活圈子里，如果没有一个“苦中作乐”的办法，不仅物质生活单调乏味，考虑到充满世间的“知伤感之心”，简直会让人透不过气来。

面对如此压抑的生存环境，如果当时日本人的老师是来自西方地中海世界，那么他们会告诉日本人些什么呢？这些洋老师可能会说：人是自然的管理者和统治者，你们应该去征服自然。但日本学生肯定会这样回答：我们能够统治的自然太少了，而且在许多时候我们不但征服不了自然，自然却统治着我们，我们不得不顺应自然。于是老师可能又说：你们应该去征服异邦人，去解放异邦人，那里才有你们的伊甸园。如果日本人真的按照这样的教导去做，那么在散兵游勇的倭寇时代，日本可能就有集团军啦。

当然，我们那些传播近代知识的中国同行们也可能这样说：你们日本人应该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就是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日本人同样可能这样回答：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已经把你们的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技术发展到很精致的程度，甚至在许多方面都胜过你们；但即使我们把日本列岛挖地三尺，也还是找不到更多的可以享用的东西。

相比之下，我们的老祖宗却教给日本人另外一套办法。他们告诉日本人不要和自然对立，要使自己的心与自然和谐相处，发现身边的美。李白在《下途归石门旧居》里就告诉日本人：“壶中别有日月天”。也就是说，在你们日本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同样有好风景。苏东坡的《东坡禅喜诗》则更是让日本禅宗的集大成者白隐慧鹤（1685—1768）茅塞顿开，这就是：“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同样，苏东坡的《琴诗》告诉日本人：“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也就是，美妙的音乐不是来自手指，也不是来自琴弦，而是来自演奏者的心；是心的颤动牵动手指，才使颤动的琴弦发出美妙的声音。所以，日本人不要为自己狭窄的生活环境发愁，只要把“心”摆正，天地自然就宽广。

实际上日本人在这方面也确实很有悟性，一点便通。吉田兼好（1283—1352）在他的名著《徒然草》里就表现出这种趣味：“或云：‘无物比月更美’；又一人与之争曰：‘露更有味’。其事殊有趣。其实随时随地无有一物不美妙也。”也就是说，大东西有大东西的美，小东西有小东西的妙，无需人为地“缩小”与“放大”，自然本身就很美妙。当然对于身边“大东西”本来就不多的日本人来说，把兴趣更多地集中于“小东西”也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使日本人的精神“绝处逢生”并获得全面生机的缘由，还是日本从中国引进了禅宗。正如日本著名哲学家铃木大拙在《日本的灵性》一书里说的：“禅宗的传来是点燃日本的灵性的机缘”。实际上，中国的禅宗就好像是专门为物质资源匮乏、生存空间狭窄的日本人准备的。它来到日本不仅没有发生水土不服的问题，而且比在它的故乡生长得还好。打个比方来说，当不能直截了当地表达时，就需要点说话的艺术；而当物质生活贫乏时，同样更需要有生活的艺术。中国的禅宗教给日本人的正是，在“孤岛”上如何应付物质不足的生活艺术。

我想，无论是在地中海世界里相互厮杀的各民族的战士，还是游动在大草原上的马背民族，都不会听人谈禅论道，否则他们不是会被打死就是会饿死。但是在日本就不同，中国的禅宗在日本不仅“物尽其用”、“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而且还有一种“酒逢知己”的感觉。

当然，日本这个学生的学习态度也是没的挑。正如柳田圣山在《禅与日本文化》中描述的那样：“过去，急于学习中国文明的日本，对中国有着纯粹化、极度理想化的倾向。”看啊，在这样的教学气氛中，当老师的不超水平发挥才怪呢！

日本人常说：禅宗是在中国开花，在日本结果。这话不是没有道理。说禅宗在日本能够结出果实，首先就是因为在日本有适合它生长的水土，也就是资源匮乏的风土条件更需要禅意识；还有就是禅宗在日本生长的面积很大，即，无论是在民间世俗生活还是在上流社会，禅宗思想都非常普及；最后就是，日本是一个匠人社会，匠人不需要很高的理论素养，也不喜欢抽象的理论，匠人只讲实践，这恰恰与禅宗的实用性格非常吻合。一句话，中国的禅宗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文化，并且成为日本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但反过来说，日本人又在许多方面把禅宗的思想变成“有型的东西”，形成了“有果实”的日本禅宗。下面我将逐步说明禅宗在日本是怎么“结果”的。

2．禅宗在日本“结果”

众所周知，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它形成于唐代中期，并逐步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汉字文明圈的各个地区。早在禅宗形成的初期，就有入唐的日本留学生和到日本去的中国僧侣把它传入日本。但一开始，由于当时的日本人对禅宗有理解上的困难，同时日本社会尚未定型，生存压力还不太大，所以，直到中国的宋代也就是日本的镰仓时代，禅宗才在日本兴起。这个时期也是继唐朝盛世之后，日本又一次大规模引进中华文明的时代。

在中华文明成熟时期的宋代，日本引进中华文明的主力军包括大量派往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和由于战乱亡命日本的中国僧侣。但唐与宋对日本的影响还是有些不同，尽管唐对日本文化的形成有巨大影响，但是有些大块头儿的大一统的东西日本人还是消化不了；不过到了宋就不同了，宋所创造的精致文化非常适合日本人的口味，特别是从中国传来的禅文化群在日本可谓大放异彩，并深刻地启发和影响了诸如文学、茶道、花道、绘画、书法、建筑、武术等各种各样的日本技艺，至今仍影响着日本人在创造性活动中的审美意识。

当然，单靠精神会餐来传道还不一定有如此大的效果，最好还要有点美味佳肴来刺激。唐朝到日本传道的鉴真和尚就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不仅向日本人传授佛教，据说还把中国的豆腐、黑砂糖，甚至是日本人每天都离不开的味噌（豆瓣酱）的吃法和制法带给了日本人。其实，与禅宗一起来到日本的还有许多日常用品的制作技术、艺术形式以及生活用品，比如椅子、暖帘、蒲团等生活用具以及纳豆等食品，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日本人的世俗生活。不过禅宗的作用还是在精神方面，它除了帮助日本人开解人生困惑，更主要的是为他们从精神上摆脱物质束缚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即从有限的物质走向无限意境的艺术。

禅宗告诉人们的世界有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便是我们直观看到的世界，它是我们带着许多世俗的标准感受的世界，于是山水便有了“穷山恶水”与“山清水秀”的区别。第二个境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也就是说要换一个角度来看世界，见到山和水，却不用世俗的“山”和“水”的概念去看待，扫除名目的纠缠，甚至丢掉语言的拐杖，以便接近它们的本来面目。这样就可以进入第三种境界：“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是用没有灰尘的明镜一样的心所看到的世界；见到山和水，就以山和水的本来面目去体验山和水。这样，无论在何处，心随大自然的万千气象而动，达到物我两忘，物我一体。所以，禅宗讲“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禅宗的境界是人的意识中的景象或风景，如《俱舍诵疏》说的：“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因此，境由心生，形成另一种“自然”的意境。中国的诗词中有大量关于这种意境的描述，比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何等广阔的世界，这里既有鸟又没有鸟，既有人也没有人，直指无限的宇宙。

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世界观：“以心观物，物无大小”（《长松茹退》）。这样一来，佛性就体现在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座山、每一条溪水之中，而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水一溪都同样会使我们感到亲切和愉悦。再引申一步说，不管自己所处的实际环境如何，都能在内心世界找到一片安然自在的天地。只要有片石勺水，丛花数竹，无论是身处闹市还是穷乡僻壤，都有一个进退自如、宁静自在的世界。日本人常常喜欢引用中国人赵州谂与南泉普愿的一首对话诗来说明这种境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不过正如俗话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大陆的风土培养的“意境”有大陆性格，这一点可以从沈复《浮生六记》里看到：“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与此相比，日本的岛国风土则更倾向于“小中见大”、“实中有虚”的意境，即把有限的世界推向无限的意境。比如，日本人非常喜欢这样一句禅语：“看到一粒沙子，便知道宇宙”。实际上类似的话还有很多，比如，“从一粒沙子看世界”，“从一支野花看天”，“从一瞬间看永远”。可能有人说，这是“井底之蛙的哲学”，没有道家的“鲲鹏哲学”大气。但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可以不厌其烦地向日本人传授道家思想，但狭窄的岛国也确实无法养活道家“这只大鸟”。不过我倒觉得，大家也没有逼着自己都去当大鸟，井底之蛙有时可能比翱翔的雄鹰活得更快乐、更踏实。

在消化和发展中国禅宗的意境上，确实可以看到日本人的精细劲儿。这一点仅从日本的俳句里就可以感受到。日本俳句诗人松尾芭蕉（1644—1694）就写出很有中国味的诗句：“无人探春来，镜中梅自开”。小林一茶（1763—1872）则写得更有趣味：“美乎哉，纸窗破洞看银河。”

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还是松尾芭蕉的名句《古池》：“古池塘，青蛙跳入水声响”。我很赞同李御宁在《日本人的缩小意识》里对这句话的解释，他认为：“‘水声’在日本同样也具有扩大性，但芭蕉却把水声用三种视觉上的表现‘古池’、‘青蛙’、‘跳入’概括起来，……‘古池’是把时间换做视觉的空间背景，‘青蛙’是主人公，‘跳入’是行动，”把用来创作小说与戏曲的三个基本要素概括在一句话里。对于“日本人来说，用眼睛看比用耳朵听显得重要，”“用耳朵听也被用眼睛看代替，”“所以这种文化可以称之为视觉文化。”在日本文化里，绘画比音乐更重要。

林语堂说：“在东方艺术领域（我可以概之为对诗歌意境之飘忽和生活琐事之美妙的独具慧眼）里，日本人以自己的方式超过昔日的老师。”而芭蕉的《古池》正是林语堂用来“证明他们精于此道”的一个例子。并且，“这在感情方面很像中国人的中国诗，甚或有过之。”我非常同意林语堂的观点。这不仅说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在某些方面的渊源关系，也表明了一种共同的趣味。而且，如果看看王维的那首名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那么，这种以“实”写“意”的渊源关系就更明显了。

实际上，李御宁所指出的这几个日本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的某些特点。中国也是诗画统一，用“形”表“意”。在中国文化里，也是绘画比音乐更重要。《新约》的《约翰福音》里说：“话语（英译本为“the Word”，中译本为“道”，日译本为“言”）就是神”。在《旧约》中，上帝是用“话语”来创造世界的。也就是说，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神是看不见的，是用“声音”与人们联系的。而在中国，人与神的交流则主要是通过“图像”进行和表现的，比如异常气象的“形状”、动物骨头上的字形以及青铜器上的图案等。所以，西方人和西亚人对“声音”的重视程度和敏感程度当然比中国人和日本人强，他们的音乐当然发达。老实说，我平生听过的最美妙的声音是在教堂里听到的。中国著名的书法理论家邱振中曾经对我说：书法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很像西方文化中的音乐的地位。你们看，书法不还是用“形”表“意”、表“情”？

当然日本人确实把东方的“视觉文化”推向了极致。这不仅是指在图画和造型艺术方面，而是他们有把一切艺术表现进行视觉化的趣味倾向。我常常在日本看到这样的书：“论语的风景”、“史记的风景”、“三国志的风景”、“文化的风景”、“书籍的风景”等等。这可不是讲书里的“自然风景”，而是把人物和历史当“山水”看。

甚至可以说，日本的美文在文字与文字的组合上就是一幅山水画。这大概是只有日本才有的文化现象。因为日文中的汉字、假名、外来语都是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字表现材料，同样一件事，常常可以用汉字、假名、外来语同时表现，但是具体用哪一个，就要根据文章的情调、文字所代表的时代感和文化蕴涵以及文字搭配上的形式美进行斟酌。这样，按照不同字型的功能和对长短句子搭配的考究，便错落有致地构成文章。于是，尽管日本人的文字是由几种文字混合而成，而且日语的语法也缺少明确的章法，但是这些缺点经过匠人之手却变成了表现力非常丰富的材料。可以说，日本人的文章真正是用来“看”的；日本的美文几乎不能翻译，因为翻译会丢掉许多日文文章里特有的“风景”。

至于韩国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实际上中国人的眼睛也比耳朵发达。中国文化也是非常重视“形”的，而且我们的“形而上”远远不如西方民族发达，但是我们在“形而下”（通过具体的“形（器）”表现抽象的“意”）方面却非常发达。在这一点上，许多讲实用的民族都差不多，因为擅长技术和做东西的民族应该都是重视“形”的。当然，用“眼”的时候也多。

实际上，中华文明传入日本之后的成长过程很像是“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用不了的东西被放弃，适用的东西被发展，而且有些“适者”的发展简直快得就像来到澳大利亚的兔子，是“爆炸式成长”。禅宗就属于此类。日本人常说“诸业皆禅”。这说明禅宗意识已经渗透到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使得日本人把禅宗思想运用于诸多的创造活动中，结出丰富的果实。当然，在这个自然选择过程中，常常有放弃“大东西”，留下“小东西”的现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切按自己的实力和需要而定。于是，善于开发“小东西”之美的禅宗在日本“结果”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过在这里我要声明一点，说禅宗在日本的“爆炸式成长”，并且不是指日本人个个都成长为禅师了。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在日本时，常常有日本人问我会不会打太极拳，会不会武术，有时也有其他外国人这样问，那情形就像是我这个中国人不摆出两个架势，就是瞧不起人，搞得从小就接受“外事无小事”教育的我，还真恨当初自己没有学两手。

据说当初到宋朝留学的日本僧侣中，就有人回到日本后向日本人介绍说，在发达国家的中国，人人参禅，个个打坐。这种把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某一特点无限夸大的现象，即使到现在也不少，而且各国都有类似情况。实际上，大多数日本男性职员不但不是什么禅师，相反，酒馆才是他们的“道场”。所以，我所说的禅宗在日本的迅速普及，主要是指一种社会氛围或者是大众的审美情趣；至于谈到专业，大家顶多是个爱好者或者票友的水平。因此，看一种思想的影响力，还是要从社会的平均数和普及性上看，要看这种思想对大众的审美情趣的影响。

（选自拙著《樱花与武士》，同心出版社，2007,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