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问题，就是现代日本的新兴宗教。随着战后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得到巨大改善，但也出现了一批被边缘化的人群。其中，有些人是因为生活原因，有些人是因为对社会变化不满等精神上的原因，也有些人是因为自己或者家人得了难治的病，等等。由于他们在旧教派中得不到精神安慰，所以一些新兴宗教便应运而生。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奥姆真理教。但从整体上看，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新兴宗教是战后日本社会的一个稳定剂，它们为不适应社会急变的日本人提供了一个精神慰藉的场所。

据日本文化厅的统计，1980年代登记在册的这类小宗教团体有5000多个。据说，实际数字更多。尽管有些小教团是从旧教派中分离出的，但新兴宗教之间还是有许多共同性。一般说来，它们具有更紧密的集体生活、更严密的组织纪律；教团核心部门等级森严，有强烈的排外意识。宗教领袖一般都有着某种神秘的异常体验，于是“神佛”附体，坐地成神成佛。关于这些异常体验的故事，有的是由于本人大病不治自愈而获得治病法力；有的是跑到深山野岭独自修炼数年，突然一夜获得神启。当然，要获得这样的功夫最好到印度或者尼泊尔去练，而一旦练成就可以广收弟子，财源滚滚。

教团领袖一般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和学历的人，甚至还有来自贫困阶层的家庭主妇；而教团的核心干部却往往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和富裕阶层的人，他们在信徒中很有号召力和示范力。我总觉得，一个有现代科学教养的人，很难理直气壮地去招呼神鬼，特别是用一些粗俗的装神弄鬼的功力去给一些连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病人治病；也正因为他们的这个“底气不足”，所以他们很难撑住场面而具备宗教领袖的素质。但教团要做大，就需要有专业人才，特别是需要具备组织才干和宣传能力的“官僚”，这正是名牌大学毕业生的长项。

这些新兴教团当然是日本宗教风土的产物，所以同样具有日本宗教的一般特点——不但死人可以成神成佛，活人同样可以成神成佛。在日本的宗教风土中，人和神的区别非常淡漠，圣与俗、此岸和彼岸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所以教主往往不是神的代理，不是天兄天弟，而是干脆自己直接当活神。而教徒们则是有着立地成神成佛的强烈愿望的人，他们相信照教主的“方”拿“药”，就可以实现自己成为英雄的大变身，或者是难病不治自愈，甚至是超能力附体。

可见，日本宗教归根结底是追求现世利益的。这种追求现世利益的方法主要是借助他力，只是不同教派和不同教徒在追求的强度上不同；往往是“压抑深，渴望重”，越被社会边缘化，渴望借助神力的愿望就越强，于是对教主的依附性也越强。对于那些加入小教派的教徒来说，世间就像一条船，他们被人不断地向船边排挤，摇摇欲坠，甚至有的人已经落水，此时，突然发现一根稻草，而且还是一根神奇的稻草，不拼命去抓才怪呢。

 （选自拙著《樱花与武士》，同心出版社，2007,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