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悲惨世界

——读刘恒的三幕话剧《窝头会馆》

赵永武

窝头，作为一种粗粮食品，总是透露着贫穷、饥馑、困窘等等惨淡气息的。把这样一种食品，跟透露着一丝奢华意味的“会馆”这种场所联系到一块儿，似乎是很有意味的，于对立中表现出一种调侃，一丝嘲弄，还有一丝无奈。

事实上，以“窝头会馆”命名的这个所在，不折不扣是一个悲惨世界。请看：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夏  处暑  白昼”，地点是“南城死胡同里的一座小院儿，坐北朝南，品相破败……正房是一座摇摇欲坠的砖楼……”单从建筑格局上看，这里就有一股子苟延残喘的腐朽气息，一股子行将崩塌的旧世界的破落气息。何况，这里生活的人们，大多数像误落到蛛网上的小动物，四蹄乱蹬乱踹着，做着一种似乎无望的挣扎：为生活挣扎，为生存挣扎。钱，这个日益贬值的身外之物，像饿狼一样追撵着他们，让他们疲于奔命。他们得用钱为儿子治病，他们得用钱填饱肚皮，他们得用钱应付名堂繁多的苛捐杂费，他们得用钱对付无处不在的盘剥、敲诈和勒索，他们得用钱化解随时可能将落到自己头上的灾难。更可怕的，他们似乎人人都陷入一种可怕的对立之中，人际间的对立。他们深陷其中，人人自危。于是，世界成了丛林，丛林法则就大行其道。田翠兰一句：“我一撒嘴，她不得叼着我鼻子？”不正透露出那个时代人际关系间的全部秘密吗？伤害与被伤害，不正是那个时代人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吗？于是，他们请来了神助阵：金穆蓉有“哈鲁利亚（上帝）”，田翠兰就有“阿弥陀佛”，苑国钟就有“关老爷圣明”。于深沉的绝望中，不但人与人之间对峙着，连原本纯属子虚乌有的神与神之间，也在对峙着。

归根结蒂，这种对峙，缘起于旧时代特有的阶级矛盾。在这个小世界大舞台里，既有以古月宗为代表的前清的遗老遗少们，不甘心跌落到历史夹缝中销声匿迹的垂死挣扎，也有以苑国钟为代表的落后群众，为了争得活着的一口饭，辛苦而恣睢地施展着种种小计俩，也有以肖启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日落西山时穷凶极恶的种种表演，还有以周子萍为代表的朝气蓬勃的革命力量，与这个“烂透了”的世界做“决算”时的义无反顾，自然了，还有以关福斗为代表的善良正直的群众——他们显然是革命必然要依靠的，也是最能靠得住的基本力量——遭受到的或者感受到的欺诈和羞辱……种种力量扭结到一块，种种矛盾汇聚到一起，戏剧性就出来了。似乎还理不出主导性矛盾，但各种各样的矛盾却又无时不在，形形色色的对峙也无处不在。更要命的是，这个对峙的世界中，还有痨病儿子病怏怏的身影和惨烈的咳嗽点缀，还有一口透露着死亡气息的棺材横陈，还有前清举人阴阳怪气的怪癖言行装饰，还有释放的犯人疯狂偏执的身影在晃荡……

这就是刘恒的三幕话剧展现给我们的内容。它所反映的，不就是北平解放前夜民间社会里的风俗民情么？折射出来的，不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特有的历史画面么？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话剧呢，肯定也是。

剧为看而写，也为读而写，经不起读的剧大抵也不值得看。我们读这个话剧剧本，触摸到的，不仅仅是历史变局时期特有的震荡和悸痛；更能深切感受到的，是一种必然性，一种旧世界必然要被打破，新世界必然要诞生的必然性。黎明前的黑暗再浓重，也是行将逝去的黑暗；黎明前的悲惨世界再悲惨，也是必将被摧毁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