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与真之间——老庄诗学悖论与沈从文的城乡二元对立叙事模式

刘保昌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江汉论坛》编辑部)

[摘　要]《边城》的成功,就是沈从文对美与真之间的张力的把握力度的成功。其后写作的长篇小说《长河》,虽然继续着《边城》等作品对于理想社会与人生的寻找,但相对于《边城》而言,无论是在艺术性上、思想性上,还是在整体成就上,都要略逊一筹。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对真与美的关系处理上举措失当,美的因素逐步减少,真的因素逐渐增加,最后导致了美与真的比例关系的失调。

[关键词]老庄诗学;沈从文;二元对立模式;叙事张力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从整体意义上来讲,存在着一种城乡二元对立叙事模式。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视域内已有定评。而在探索这种模式的形成原因时,学术界尚存歧见。比较经典的表述就是,沈从文的乡村叙事总体是作为“人性”的理想家园而存在的,其城市叙事并不具备独立的意义,而是作为乡村叙事的对立面、陪衬物而出现的。这种表述很有代表性,可以在沈从文的“夫子自道”中寻找到直接的立论根据:“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于此,论者得出的结论就是,沈从文奉真诚的“人性”为神灵“, 人性”在他作品中具备了神格 ,其文学活动就是为了展演湘西世界的“人性”的美,并以之作为人类的共同理想,借此对抗这个世俗的堕落的“文明”社会。另外一种声音则有20 世纪末解构大师消解经典的学术背景作支撑,认为沈从文城乡二元对立叙事模式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人性的贫困和简陋”——“我不能相信他的自我标榜,不能同意他对人性的理解和表现,不能认为湘西辰河边的人性真的就是诗意盎然优美健康的,我无法在他生前死后收到的太多太多的赞语颂词前无动于衷沉默无言。我要说,不,沈从文的作品不是表现了人性的优美健全,恰恰相反,他的作品表现的是人性的贫困和简陋!”

上述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的分歧在于各自依凭了自己的阅读经验,对沈从文作了不同层面的判断。前者是一种关乎美丑的审美判断,后者是一种关乎善恶的道德判断。对于同一个作家做出错位的判断,使用不同的判断标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颇具代表性。作为生于楚地擅写楚事的楚人沈从文,楚文化对他的影响是至为关键的。这一点已为论者所指出,如杨义就说过:“在描写湘西社会特殊的‘光和色’中,沈从文小说充分地展示了由闭塞而保留原始清新感和神秘感的民间风情,尤其是展示了把节日娱乐和宗教仪式融为一体的带点神话意味的奇异风俗,从而丰富了我国小说的生活畛域和审美内涵。这显然受了古楚文化的启示。”这段论述是很中肯的。沈从文曾经在《凤子·神之再现》中借小说人物之口意味深长地说:湘西的敬神谢神仪式“是诗和戏剧音乐的源泉,也是它的本身。声音颜色光影的交错,织就一片云锦,神就存在于全体。⋯⋯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两千年前中国会产生一个屈原,写出那么一些美丽神奇的诗歌,原来他不过是一个来到这地方的风景纪录人罢了。屈原虽死了两千年《, 九歌》的本事还依然如故。若有人好事 ,我相信还可从这口古井中,汲取新鲜透明的泉水!”由此可见沈从文对于楚文化、楚地风物的情有独钟。在这里,他以“风景纪录人”来指称屈原,说明他对于楚地自然风景和人文物理的重视。的确,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作为人类生存背景的大自然之于人生的意义。本文无意于从单一审美的、历史的、道德的层面重评沈从文,因为我相信,对沈从文作浅层次的描述和解说不仅无助于评价的客观性与结论的公正性,相反只会引发更多的由于不同层面的理解而产生的误读和争论,而这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只有深层次的文化解读才是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为什么在沈从文的笔下,会在极力刻画美丽的湘西世界的同时,又会以“镜子”般的真实映照出城市人生的虚伪的丑恶? 为什么美丽的湘西世界在其后的小说《长河》和散文《湘西》等作品中又呈现出深令作家失望的丑陋面貌来? 回答这些问题,我相信很有必要对沈从文的文化之根进行“追索”。

沈从文受到过老庄道家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庄子与老子在对待真善美的认识上迥异其趣。老子是抱着求实的态度而致力于探讨道作为宇宙本体的内在素质,故而强调真,可谓是一种哲学的思辨;庄子是抱着审美的态度而着意于观照道作为天地精神的外在表现,故而强调美,可谓是一种审美体验。因此,庄子的认识乃是出于审美需要而对老子思想的改造与发展,这样就更加符合美学要求也更加具有美学价值。可见,在貌似统一的老庄诗学中,其实也存在着真与美的冲突,偏于真或者偏于美反映了诗人对这个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的选择与取舍。我们在阅读老庄时,这种真与美各有偏重的特征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鲜明,老子好辨,庄子好美,这其实是个不争的明显事实。这就为沈从文的写作预设了叙事方式与理论指导方面的矛盾性。这其实是诗学本质意义上的悖论,作家的力图超越这种局限性的种种努力在此虽然显得尤其可贵,却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本质上的真与美相互冲突的宿命。

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美是多层面的、全方位的。举其大要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人物形象的美。《边城》里的翠翠《, 三三》里的三三《, 长河》中的夭夭等 ,都是作家心目中美的化身:恬静、温柔、纯净、忠贞,从外表到内心皆姣好无比。与女子的温柔之美相对应的是湘西世界中男性的强悍蛮横之美。《虎雏》里的少年勤务兵,始终未被“我”同化过来,表现出湘西男人的野性的难以驯服。《会明》、《灯》写军队里的老兵伙夫,外表皆雄壮、固执,实际上却天真、憨厚,将狮子似的雄壮与孩童般的柔软集于一身,充分体现出湘西世界的人性的美,以至于有论者指出作家这样写作的目的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 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 ] 。其次是神性的美。沈从文说:“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视美为神性品格,可见美之于沈从文的重要意义。《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小说都是沈从文写得最美的文字,而所赞颂的爱与美的神性品格都被提升到了人性的极致。第三是乡情风俗的美。《边城》对于边城湘西世界的乡情风俗的美的描绘,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绝。《边城》首先是美的《, 边城》的文学价值全在于这种美丽的呈现,虽然这里边“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是一个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的作品”。但是,又有谁说悲剧就不是一种美,又有谁说怀旧就不是一种美呢。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对淳朴的乡情风俗的追怀与对自然美好的人性的书写是统一和谐的。第四是自然生命本性的美。在沈从文的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小店伙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萧萧》中的童养媳萧萧的悲剧命运,正在于人们对自身可怜生命的毫无意识。萧萧最后终于没有被沉潭,她可以抚养自己的私生子。后来,她的私生子又娶进了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媳妇,而在迎亲的唢呐声中,她也似乎依然对自己的悲剧性命运一无所知,对自己儿子的命运也一无所知。听任命运的安排,毫无机心,以一种坦然的心情面对人生世相,其中阐扬的正是湘西世界的生命本真的美。《柏子》是以写妓女和水手的性爱而闻名的小说,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其实是哀婉的同情。那个叫柏子的水手,每月一次拿用自己性命换来的金钱去与相好的妓女过夜,他自己倒觉得非常满足,根本就不考虑自己的命运就像那一条风里浪里闯荡随时都有倾覆可能的小船。这其实是一种朴素的生命意识的反映,劳动、生存、喝酒、性爱,这就是为沈从文所认可的生命本真状态,因此也就是美的。第五是文体的美。沈从文的小说不重情节的进程也不重人物性格的冲突,他强调叙述主体的感觉和情绪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作家自己将其归纳为“情绪的体操”、“情绪的散步”。沈从文在《情绪的体操》中说,他在运用文字叙事时“, 习惯于应用一切官觉”“, 必需懂得‘五官并用’不是一句空话”,使直觉得以印入物象,做到灵动而富生气。对于抒情体式小说而言,景物描写和气氛营造与描述人事有着相同的重要性。因此《, 柏子》从写如何泊船 ,如何爬桅杆入题。《丈夫》开头写黄庄的男人如何让女人到县城河滩的烟船妓船做生意,不惜用去上千字。《边城》从描写“茶峒”开始,从河、河街、吊脚楼、妓女,一直写了长长几节。沈从文的抒情小说的主要目的并非刻画人物,美是首要的目标。作家往往采用描摹、暗示、象征甚至穿插议论的手法来开拓叙事作品的情念、意念,从而加深了小说文化内涵的纵深度,制造出现实与梦幻相互交织的意境来。以无法为有法,随意设境,这其实就是老庄诗学的精髓。第六是文字的美。沈从文对他的语言是下了一番练习的功夫的,追求美文效果是他的写作目的之一。他在生机勃勃的湘西口语的基础上,吸取了书面语和文言文的特长,使得他的小说长句精确、曲折而有弹性;短句重感兴,活泛有灵气。他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说到过他对于文字的处理方式:“扭屈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务必要让语言的本色充分显露方才罢休。沈从文文笔任意识的流动纵情写去,多暗示,富于情感美,色彩美。

在美学形态上,沈从文是综合了老庄诗学的特质的。如果沈从文在老子美学与庄子美学中任意选择一家,那么他在创作中就不会出现后文即将要提到的若干叙事与美学上的悖论,但是那样的话,文学史上的沈从文的地位与文学贡献恐怕就会是另外一种状况了。沈从文兼容了老子的惟真与庄子的惟美。这种美真的嬗变交织组成了沈从文的美文。美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是作为终极价值而存在的,但这并不是说,作家在对美的塑造与追求过程中无视真与善。事实上,沈从文的善恶评判标准一直在真与美之间去意彷徨。真在沈从文的美学观里一直处于“欲就还休”式的比较尴尬的境地,这是因为直面惨淡的真实,就有可能破坏美的气氛与对美的塑造。沈从文笔下的真也是多层面的。首先是都市世相的真。《都市一妇人》初看去有他的佛经故事里描写女性变态恋情的因素,但显然是更现实更残酷了。一个贵妇人,为了她所心爱的男人不抛弃她,竟然下手将小自己十岁的英俊军官丈夫的双眼毒瞎。在这里,作者写出了都市生活的感情的复杂多变对人心态的严重扭曲,这是环境的真;妇人的自私和残忍,是都市人性的真。更直接反映了真实的都市人生的爱情和家庭道德伦理面貌的小说,有《有学问的人》、《或人的太太》、《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等。夫妻间的互相欺骗,交际生活中的相互勾引,乱伦糜烂,教授的性压抑,作家的性变态,这些都市生活的真实面貌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作家对于美的刻画。但是,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沈从文在这些作品中的所指意其实非常暧昧,那种语言的狂欢和书写的畅快似乎在嘲弄的表面下层还隐藏着另外的信息。在所谓的“对都市的深刻批判”的背后,其实还隐含了同情的、赞同的甚至欣赏的脉脉温情。其次是乡村生活的真。在作家的后期作品中,如散文《湘西》、《湘西散记》,长篇小说《长河》等,乡村已不再“圣洁”,那种美的梦境般的诗意栖居之地露出了真实的丑恶的一面来。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统治者的颟顸可笑,他们在不经意间剥夺了乡民的幸福,“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庸俗人生观”。在沈从文的两本重要的散文集子《湘西》和《湘行散记》中,写到了他小说中的人与事的原型。因此,这两本书既可以作为他的自传来读,也可以从小说原型角度来阅读和理解。《湘行散记》是循了由下游至上游的回乡路程,一边回忆 ,一边对照地写下来《; 湘西》是按有代表性的地方和事物的顺序叙述 ,在其中又插入抗战期间发生的对故乡人与事的议论。这样,对于湘西的生活方式,生民的喜怒哀乐,物产风习人情等等,我们都可以将其与小说对读。如《鸭窠围的夜》里有像“柏子”的水上人;《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里“我”想像自己一如“柏子”一样从水里爬上岸来向吊脚楼走去《; 老伴》交代了泸溪县城绒线铺女孩就是《边城》中的翠翠的原型《; 沅陵的人》讲述周家菜园的四女儿 ,人称夭妹或周家夭夭《;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里的观音般的妓女居然也叫夭夭。总之,沈从文的小说人物形象,不仅可以在其散文中寻找到原型意象,更可以从中追寻到他写作小说时的感情特色,而后者对于沈从文的小说研究,意义当不容小视。最后是情感的真。毫无疑问,沈从文在写作散文时,对先前于他有着特殊意义的桃源般的湘西世界是不满意的:绒线铺女孩和妈妈当年一样出现在作家眼前,“十七年前那小女孩就成天站在铺柜里一堵棉纱边,两手反复交换动作挽她的棉线,目前我所见到的,还是那么一个样子” “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看上来 ,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 “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 ,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因为在作品中直面了惨烈的真相,所以沈从文有时会用他自己先前极不认同的愤怒的语调进行质问:“浦市地方屠户也那么瘦小,是谁的责任?”如果说小说是遮蔽化的艺术,我们在解读中难免会出现误读,那么,散文则是直露的艺术,沈从文的散文流露出了作家的情感的真实。

《边城》是一个“世外桃源”,边城是美丽的。从叙述学意义上讲,边城颇具“原型”意味。清澈透明的碧溪咀、安适独居的老船夫、静寂和平的茶峒城连同那个令人兴奋的热烈欢快的端午节,无不呈示出一种原始的引人神往的古朴之美,这正是两千余年来在湘西一脉承传下来的楚文化的美。《边城》是一首人与自然和谐的赞歌,是一阙温良人性的婉约派诗词。就是“翠翠”这个名字的来历也显示出人与自然的协调一致关系:“为了住处两山多竹篁,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边城的人与事都在一种没有受到外界文明污染的环境下生存着,一切都富于美的意蕴。但沈从文却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显然,沈从文为读者的取其美而舍其真的态度深感惋惜。事实上,在沈从文的作品中,美丽与忧愁是相伴而行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美丽总是使人忧愁”,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复合体。《边城》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结构,一种是显在的“牧歌”“桃源”型结构;一种是潜在的“悲剧”型故事结构。前者体现了美,后者体现出真。《边城》的显在结构容易理解,而其潜在的悲剧故事却令人忧伤。这种悲剧母题在《边城》中主要由三个子故事构成:第一是翠翠母亲的故事。那时,她和翠翠一样,与父亲相依为命,仿佛永远也不会离开他,但是后来她和一个屯防军人由唱歌相恋,怀了孕。不久军人死于急病,她在生下翠翠后也故意喝冷水死去。第二个是老船夫与翠翠祖孙二人之间的亲情的缠绕。祖孙型故事结构在整个抒情型小说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是诗化小说的“原型”结构。祖孙之间浓厚的亲情对于从小便与祖父相依为命的翠翠来讲无疑非常珍贵,只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不可能不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那是人生的美好的梦。虽说祖父也希望翠翠能够找到与她的美丽善良淳朴相匹配的爱情,但这对于已处于暮年的老人来说,毕竟是一个苦涩的黄昏情结。第三是翠翠的爱情悲剧,大老看中了翠翠,但翠翠喜欢的却是二老,最后,两兄弟决定一起走“马路”———在月夜一起去为她唱歌,谁先得到了回答谁就是胜利者。哥哥让弟弟先唱,弟弟一开口,就像一只善歌的竹雀,哥哥自知不是对手,便不唱了。后来,哥哥驾船下行,不幸淹死。哥哥的死使得弟弟傩送和他的父亲船总心头笼上了一层阴影,误解随之产生。不久,翠翠爷爷在雷雨声中死去。心里只有翠翠的傩送也和他父亲赌气驾船下了桃源。翠翠既离不开祖父的坟墓,又想等着傩送回来驾渡船,就一直在渡口等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傩送还没有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在《边城》的整体叙事结构中,美的因素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如果没有上述三个潜在的真实的悲剧故事,尤其是没有了第三个子故事之后,恐怕《边城》的魅力会消失殆尽。美与真在《边城》里互相支撑,共同形成了文本的内在叙事张力。《边城》的成功,就是沈从文对美与真之间的张力的把握力度的成功。我认为,沈从文尽管其后写作了长篇小说《长河》,继续着《边城》等作品对于理想社会与人生的寻找,但是,它们相对于《边城》而言,无论是从艺术性上,还是从思想性上,还是从整体成就上,都要略逊一筹。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对真与美的关系处理上举措失当,美的因素逐步减少,真的因素逐渐增加,最后导致了美与真的比例关系的失调。如果说沈从文在《边城》中是将真的故事处理为一种潜在叙事结构的话,那么,在《长河》中,这种叙事结构则浮出地平面,成为了一种显在叙事结构,而在《边城》中充当主旋律的“牧歌”情调在《长河》中则退隐于后幕,变成了一种点缀。在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中,这种美与真的关系转换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立意为都市的“高等人”造一面镜子的《绅士的太太》、《八骏图》、《来客》、《王谢子弟》、《大小阮》等小说中,虽然不乏描写的畅快,语言的陶醉,叙事的迷狂,象征的丰富,行文的精致等等范畴的美,但这种美已经处于第二位了。而充当着“镜子”功能的叙事的真则成为了前台风景。就是在沈从文的前期小说中受到过重点凸现的对于纯真的性的颂歌,在其后期作品如《新十日谈》等小说中,这种神圣性就遭到了消解。虽然仍然是以女性作为审视对象,但这些作品却是从性心理的角度来挖掘人的本性,描述了她们在性本能的驱使下所做出的各种非理性的丑恶行为,那种早期作品中的田园牧歌式的性的颂歌已经荡然无存了。这样,沈从文就偏离了他当初进入文坛时的对于美感和文学审美品性的固执坚守的轨道,从而使得文学不再与现实保持相当的距离,而是贴近再贴近,最终导致了文学的重要品性的美感的削弱。沈从文的叙事转型在文化政治背景急剧变化的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颇具代表性。就在人们为令人激动的40 年代的宏大叙事欢呼时,一个追求美的小叙事文类却渐趋寂寞,这种寂寞一直保持到了80 年代,直到汪曾祺、贾平凹、何立伟等人的复出或出现。

1934 年,沈从文曾作过一篇题为《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的文章,在表达了他的对水的深情之后,写道:“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讲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的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柔弱而又无坚不摧的水的性格就是老庄诗学的性格,老庄诗学的美与真成就了沈从文,却也让他在不自觉的对于真与美的处置失当上消解了后期作品的经典性。因此,我觉得,这段话既可以作为创作经验谈来读,也可以作为创作备忘录来读。但是,不管怎样,沈从文与他的同时代作家相比对于小说中的美的因素还是最为重视的,正因为如此,沈从文的后期作品的经典性的消解才越发显示出其深刻的悲剧色彩。当然,这种悲剧不仅仅属于沈从文一个人!

本文来源知网，供学生专题阅读之用。谨向原文作者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