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与《边城》悲剧的产生

褚连波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边城》悲剧的产生除了命运、性格等因素之外,其所赖以生长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序格局是另一个重要的、为人所忽视的原因。这种社会结构,决定了《边城》中人际关系的复杂多变,隐藏了嫉妒甚至仇恨等不良情绪,从而导致悲剧的出现。从死亡事件和婚姻事件来阐释这种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从另一个侧面分析作品的悲剧肇因。

[关键词]《边城》;沈从文;差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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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健吾曾评论《边城》具有田园牧歌式的情调,但沈从文的这部作品,无论是描述死亡还是婚恋,依然是悲剧性的,这是诸多方家的共识。对其原因的探究,以往较注重对婚恋悲剧的探讨,相对忽视死亡悲剧在小说中的重要意义,流行的说法有孤独说、误会说、天命说、义利冲突说、本能与道德冲突说、文化冲突说、恋父情结说,等等。尤其是文化冲突说的提出,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认为,除了湘西地区苗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冲突外,外来的城市文化与湘西古老的本土文化冲突以及边地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的冲突在构造小说人物命运冲突和推动情节发展上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还有研究者从人性或民族性的弱点来分析其悲剧成因。这些都显示出学术界对《边城》研究的愈益深入和细致,更好地发掘出了作品的内在意蕴。

按照现代本质主义或者说现代实证主义阐释学的观点,对一种现象的探讨如果不去追寻更为终极的阐释,不去穷究因果关系背后所隐藏的根本动因的话,那么,这种探讨就很难算得上真正的研究,也就很难取得让人信服的结论。如此看来,对《边城》悲剧成因依然有进一步探寻的必要,因为以上提出的种种说法,都难以逃避表象化的嫌疑,略嫌不“过瘾”。

其实,沈从文所表现的湘西世界在看似和谐的表象下,隐藏着许多不和谐因素,并非如牧歌般单纯的山花烂漫、笛声悠扬。无论是义利冲突、本能与道德冲突、文化冲突还是人性或民族性弱点的显现等,都打破了人们对湘西世界单凭抽象想象而得出的和谐论。无论是作品中所凸现的忧郁情绪,所营构的误会事件还是因不遂人愿而带来的怨恨心理,这种叙述格局决定了《边城》的乡土并非净土:欢乐与痛苦相伴,互助与互相伤害为伍。

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中,在对比西方基本社会结构中的“团体格局”时提出“差序格局”概念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他认为,西洋社会好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的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 ,这种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格局就可以称之为“团体格局”。中国传统的社会格局与之相反,“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大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所谓人伦的“伦”,就是指这些波纹所形成的“轮圈”,这种以“己”为中心,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同心圆式的社会结构就是“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是中国基层社会——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一方面容纳了以熟悉为特征的乡土社会所具有的温暖人情,另一方面也容纳了以自我为中心、以人伦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网络。显然,在这样一个以“己”为中心的社会格局之中,人们并没有一个超然一切,可以涵盖一切的终极归属,也没有一个可以笼罩一切可以为之牺牲一切的终极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西方文化的宗教虔诚理念,恐怕和这个不无关系。《边城》所叙述的故事就是基于这种社会结构而衍生出来的,这符合沈从文一贯的贬都市而扬乡村的文化理念,身居都市而怀恋乡村。物极必反,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张扬有时会走向它的反面。因此,我们看到,相对于他人的利益而言,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他们都以自我为中心划出一个个亲疏远近不同的社会关系图表,这个图表表现为无数个同心圆,原点是“己(我) ”。每一个图表和另外的图表都不能相互交叉,这也决定了小说中人与人的相互隔绝,孤独感油然而生。所以说,在牧歌情调的表象之下,湘西世界隐藏着丰富的道德伦理危机(这里的“伦理”指的是亲疏远近的差序) ,但在由差序伦理所引起的悲剧之中,我们找不到最终可以为这个悲剧负责的人物,这是以往的研究所忽视的,而恰恰是这个无法归罪的悲剧彰显出小说的思考之深,也是作者极力避免但最终还是无可奈何的作品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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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边城》叙述的婚恋事件有两个,一是天保、傩送与翠翠的婚恋纠缠,一是团总选定傩送做女婿。详细说来,第一个事件未免有些巧合,但这巧合也是不巧做成的①,第二个事件则是自然而然的,团总和船总打亲家合情合理。婚恋事件中既没有包办也没有强迫,即使傩送的最终出走也多半是因为父亲,多半是因为自己的愧疚。《边城》中,对婚姻事件的叙述总是和死亡事件纠缠在一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命运对待人似乎很不公平:慈祥的老船夫爷爷为了唯一的孙女翠翠考虑过多,反而把孙女和自己推上无法回头的绝路,勤劳勇敢的天保和傩送为了在水上磨炼生命而不能一同在家过端午节,因为时间上的不凑巧,两人先后爱上了翠翠,这似乎都是命运的捉弄。但如果抛开这种宿命论的神秘视角,就不难发现,这两个事件及其中蕴含的悲剧因子,其实早已深深地隐藏在当事人所生活的社会结构之中。这个以“己”为利益的中心,以人情和关系为基本特征,以权力或利益的获得与保障与否来决定与人的亲疏远近关系的社会格局,其中的人际关系是随时可变,可以调节的。对于同一对象可亲可疏,这都取决于“我”的需要,身处其中的当事人往往从自我的需要和感受出发,有意地忽略他人的感受,而且在处理与自己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往往会表现得很不洒脱,让人感觉不痛快倍感遗憾。老船夫需要的是翠翠的幸福与安定,翠翠需要的是同性的伙伴与异性的爱情,天保和傩送需要的是爱情的满足,顺顺需要的是儿子的幸福与安定。这里,老船夫和船总顺顺的需要是围绕着孩子而产生的,他们既不能自作主张,也不能任由自己认为不好的事情发展。进一步说,《边城》中的婚恋事件包含了三角恋爱或四角恋爱:天保大佬喜欢翠翠,翠翠喜欢傩送二佬,二佬喜欢翠翠,王团总的女儿喜欢二佬。从这里可以看出,小说蕴含着一场复杂的情感与理智的纠缠与冲突。首先,在这个婚恋事件之中存在着情敌:天保与傩送、翠翠与团总小姐。

其次,这个婚恋事件中存在着情感与财富的较量———翠翠和团总小姐象征了两种不同的婚姻关系:情感的与财富的。第三,婚恋是事件中充满是时间造成的偶然,因为做水手来去无定,兄弟两个人先后爱上了翠翠却浑然不知。勤劳、勇敢应该是受到奖赏的品格,但是因为这个品格却导致了兄弟俩爱上同一个女孩子。超越一切利害关系、为他人牺牲一切利益的“超人”是不存在的,即使在“边城”中也不可能存在,何况“边城”世界的风俗也不允许在爱情上相互谦让,这里鼓励的是勇敢的竞争与洒脱的认输。不过,一旦涉及自身的利益,人物是很难洒脱的,而且往往走向狭隘和嘲讽。且不说大老的负气出走,就是文雅可亲的二老在大老被水淹死之后,对老船夫的态度也变得很恶劣。如大佬天宝生前:

那二老说:“伯伯,你到这里见过两万个日头,别人家全说我们这个地方风水好,出大人,不知为什么原因,如今还不出大人?

“你是不是说风水好应出大名头的人? 我以为这种人不生在我们这个小地方,也不碍事。我们有聪明,正直,勇敢耐劳的年青人,就够了。像你们父子兄弟,为本地也增光! ”

“伯伯,你说得好,我也是这么想。地方不出坏人出好人,如伯伯那么样子,人虽老了,还硬朗得同楠木树一样,稳稳当当的活到这块地面,又正经,又大方,难得的咧。”

大佬天宝死后:

“二老,大六月日头毒人,又上川东去”?

“要饭吃,头上是火也得上路! ”

“要吃饭! 二老家还少饭吃?”

“有饭吃,爹爹说年青人也不应该在家中白吃不做事! ”

“你爹爹好吗?”

“吃得做得,有什么不好。”

在《边城》中出现的这些类似的不愉快的甚至是恶意的场景,加速了老船夫的死亡,这些场景与《边城》的牧歌情调非常不协调。原来,面对生死的洒脱只是因为那生死和自己不相关,一旦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伤害到了自己的感情,即使洒脱大方、处事公正的船总顺顺,也不免对老船夫心生恨意。送鸭子、送粽子,看龙船时派人代替摆渡、安排临窗座位,故意拿走老船夫的酒葫芦又叫人送回,这一切的善意都因为大儿子天保的死而变为憎恨。在顺顺家,顺顺明明知道老船夫的来意,却故意冷落、抢白甚至教训老船夫,当着众人的面发脾气⋯⋯在老船夫死去之后,顺顺认为一切了结了(已经复仇了) ,他接受了翠翠。傩送与顺顺态度、立场的转变,是典型的差序格局特征———以“己”为中心。

小说中的死亡事件有两个,一是天保大老的死,一是老船夫的死。天保的死是个意外,他是在清浪滩被水淹死的;老船夫的死是自然事件,他是因为年老生病而死的。天保的死意外到老船夫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天保是个水手,沅水流域的险滩恶滩很多,水流急,即使水性再好,稍有不慎,即会丧命。死亡是水手必然要面对的风险,无论是天保还是他的家人本应了解这一切。但这个事件因为交织了几个人的不安,变得不再寻常: 傩送、老船夫、翠翠,使得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水手溺亡事件。在天保死前,傩送和天保的关系因为翠翠而发生了变化,他和天保两个人各自建立了一个家庭之外的关系网络。在以婚恋为主题的两个同心圆结构中,天保和傩送分别处于中心,其次是翠翠、老船夫,再其次是船总顺顺。傩送和天保不再是单纯以父亲为中心的家庭成员关系,而是以“己”为中心的竞争关系,他们以各自婚恋需要为出发点,在两种关系图式中,以两种身份———兄弟和情敌展开竞争,竞争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让身体流血———决斗,一是让喉咙“流血”———唱歌,因为兄弟关系的纠结,他们决定走后一条路,哥哥输了。但哥哥并没有一种愿赌服输的洒脱精神,他为失败苦恼着,甚至怨恨着。天保的需要受到了挫折,他的中心地位因不善于唱歌而失去了,由此而带来的不平静心绪是造成他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天保死亡事件,对于茶峒人的影响很大,各个人依据自己和顺顺家的远近关系作出不同反应。首先,傩送再次回归到了兄弟关系的图式之中,担负起寻找哥哥尸体的重任,而把翠翠、老船夫排在这个格局的最外面。其次,顺顺对老船夫的态度由热情转为厌烦甚至厌恨。再次,老船夫对这个事件很惊讶进而失落。再次,杨马兵他认为是自然天意,赞扬老船夫的远见。最后,翠翠对此事反应淡然,直至意识到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婚恋才大哭。

老船夫的死被看作是自然事件,场面冷清。老船夫以撑渡船的身份建立了他的社会圈子,这个圈子延展到外乡,他的圈子从内到外依次是:老船夫、杨马兵、水手、屠夫、船总,他同时以家长身份建立了一个小家庭的圈子:老船夫、翠翠。老船夫的死证实了他卑微的社会地位,老船夫的死不会引起更多人的慨叹或痛苦(除了翠翠和杨马兵) ,不会引起任何变动(除了撑渡船的换了翠翠) 。茶峒的暴风雨过后,白塔倒塌了,老船夫死去了,前者的影响显然大于后者。人们对于同样年岁很老的白塔的倒塌有着惊讶和恐惧,因为白塔关乎茶峒地方的风水,很快募集善款,重新修建起来了。是什么使得在“边城”这样自然景色优美人情淳朴的世界中,人对于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人生痛苦如此不关心呢? 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类见利忘义的本性,或者小城镇人的精神愚昧与情感的隔阂,也不是因为茶峒人的冷酷无情,而是因为那个普遍存在于乡土社会中的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这个格局的存在,使得身在其中的人总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或情感来决定对他人的态度。如天保死时,翠翠只有13岁,缺乏同性伙伴、家庭不完整的她,不懂世故,即使对爱情也是懵懂的,但她却本能地对于只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有情绪反应。这是典型的差序格局中人际关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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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格局的这种以“己”为中心的特征还表现在《边城》中人物所具有的报复、犹豫、误会和仇恨等负面情绪之中。在《边城》的化外之境中,自然风景的优美让人赏心悦目,翠翠的懵懂天真让我们怜爱不已,但是这部作品总是有着让人不能释怀的惆怅,除了爷爷的死去、傩送的出走、翠翠的无尽等待,应该就是弥漫期间的这些负面的情绪。首先是中寨的米场经纪的恶意谎言。中寨的王团总想要傩送做女婿,碾房陪嫁不能吸引傩送,他爱上了黑皮肤亮眼睛的撑渡船的翠翠,他要“渡船”,要做摆渡老人的孙女婿。中寨人(米场经纪)做媒不成,心生嫉妒,要报复摆渡的老人,不但谎说二老要碾房不要渡船,而且还提起大老的死(大家都以为是摆渡老人间接弄死的)戳老人的痛处。其次是犹豫。摆渡老人对于翠翠是百依百顺,婚姻也尊重她,要选翠翠喜欢的,要为翠翠安排好,这一系列以“己“为出发点的所谓好心,却带来了语言与行动上的犹豫不决,把好事变成了坏事。第三,当事人之间也存在许多的误会:老人误以为是大老唱歌打动了翠翠的心,二老觉得婚事没有希望,翠翠和二老之间的种种误会。这些事情凑成了小说中的不巧和故事的破坏,每个都是由于人物的自我中心造成的。第四,是仇恨的情绪。天保大老的死亡带给顺顺和傩送巨大的打击,他们把天保的死归因于老船夫,认为他“老而好事”很可恶,因此也不想把间接弄死大儿子的女孩又娶来做二儿子的媳妇。

《边城》的悲剧让人有说不出的郁闷,我们试图排除不可知的命运(宿命)因素,代之以社会结构分析。《边城》悲剧生成的社会原因,就是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犹豫怨恨等情绪所赖以生长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的存在。沈从文乡土小说中所描绘的世界,基本上都是处于这种差序格局之中,这种社会结构及其所塑造的文化心理,使得沈从文的小说能够建构起一个健全的实在的乡土社会,而不是一个远离尘世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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