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花轿时，我掉了绣花鞋，是凶兆。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六，我的大喜之日。

五年后，我又见到他。

嶙峋得清冷，而倨傲。

月色凄寒。

盖头久久没掀，灯花大抵瘦了，他坐在太师椅上，翻书，不语。

我瞥见墙角的一只蜗牛，一点点向上爬，很慢，仿佛时间。

五年前，父母之命，我便成了周家的媳妇，年底完婚。

他是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生，书香门第，祖父是京官，犯了错，锒铛入狱，家道也便中落。

我家为商，我长他三岁，似是一桩好姻缘。

成亲在即，他却要留洋日本，耽搁婚期。

临别，我随周家人送行。

他对我说，“你名朱安，家有一女，即是安。”周家无女，从那时起，我就自认是周家的人。

让他安心，让家安宁，是我毕生所愿。

我等了五年。

等待有朝一日，一路笙歌，他来娶我。

可是，他迟迟不归，杳无音信。

听娘娘（绍兴话，即婆婆，下同）和亲戚说，他成了新派青年，嘱我放脚，进学堂。

我四岁缠足，母亲言，好人家的女子都是三寸金莲，大脚丑陋鄙俗，不成体统。

今我二十有余，又谈放脚，徒遗笑柄。

自古迄今，女子无才便是德，身为女人，开枝散叶，打理家务才是分内之事，读书识字非正业。

朱家传统，容不得我挑战。

说到底，我不过是个小女子，旧时代的小女子。

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婚礼时往大如船的鞋里塞棉花，没承想，下轿时竟掉了，欲盖弥彰。

墙角蜗牛仍在奋力上爬，夜缓缓地淡了。

我想起那年渡口，他对我说，家有一女即是安。

彼时的他，举手投足都是文弱书生气，不似如今，棱角分明。

我心内有点憎恨起日本来，是日本之行让他改变。

我预感到世道变了，只是不知新世道，容不容得下一个我。

洞房花烛夜，彼此默然的一夜。

一沉默，就是一辈子。

三天后，他再度离家，去日本了。

 

宣统三年，也就是一九一一年，满清垮台。

我的婚姻，已经走过第五个年头。

先生回国两年来，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堂当教员，现在是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他从不归家过夜，偶尔行色匆匆地回来，怀抱许多书，我看不懂。

他和娘娘说话，说“国民革命”、“中华民国”，大抵是些国事，知我不懂，便不对我说。

我沉默地听，寂静地看，他时而激昂，时而悲愤的模样，我很喜欢。

他是做大事的人。

我出街，街头巷尾的茶馆都是“革命”的说法，人们好像与从前不大一样。

像先生般不束辫的男人多起来，女人也渐渐不裹脚，天下乱了。

先生似乎小有名气，路过酒肆药铺，常听闻“周树人”云尔。

我是骄傲的，因我是周树人之妻。

我亦是疼痛的，守着有名无实的婚姻，枯了华年。

先生是摩登人物，对这新气象，自然是喜悦的。

我却是个旧人。贴着“包办婚姻”，迈着三寸金莲，被风云突变的世道裹挟着，颤巍巍地撞进新时代，往哪里走，我不知道。

晌午，我回娘家。

先生去北平了，我不识字，托小弟写封信。

先生树人：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望纳妾。
妻朱安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

先生未复，听说动了怒，说我不可理喻，不可救药。

正如下花轿时掉鞋，在他面前，我如履薄冰，却总是弄巧成拙。

我是爱他的，甚至允许他纳妾，可他不懂。

只有娘娘疼惜我，打理周家上下多年，我不像周家媳妇，更似周家女儿。

一九一九年，先生为了事业举家北上赴京，我于是离了这江南水乡，离了娘家。

一别，竟是一世。

“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我的人生依附于丈夫，他是大器之才，命运系于国运。

我的一生，便在天翻地覆的历史洪流中，颠沛流离，支离破碎。

人生尽处是荒凉。

 

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先生与我的新居。

我是欢喜的。

兴许这样的独处，可以拯救我。

先生肺病，终日咳得厉害，只能吃流食。

我写信给娘家小弟，托他去东昌坊口的咸亨酒铺买盐煮笋和茴香豆，那是先生最爱的小食，寄过来，我磨碎煮进粥里。

先生好一点后，我常走十里路去“稻香村”，这间南店北开的糕点铺，自制各式南味糕点，是先生极钟情的。

先生恢复得很快，待我亦不似原先淡漠，甚至将我的卧室作为书房，莫不是一种恩赐。

家里又开始宾客如云，我不再避讳。

一切向好。

直到，她出现。

高颧骨，短发，皮肤黑，个子很小，标准岭南人长相，说话不会翘舌。

先生讲新国文，久居北平，京腔很重，有时纠正她，她便撒娇似的说“讲乜嘢（粤语，即说什么）？”先生笑，眉山目水间的情意展延，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暖。

女孩几乎天天造访，先生比任何时候都快乐。

他放心我不识字，日记和书信都放在卧房桌上。

我于是知道，女孩叫许广平。

她给先生写很多信，浓情蜜意溢于言表。

我不明白，大抵又是新人做派。

那日，女孩坐在客厅，我斟茶给她：“许姑娘，喝茶。”岁月如水人如茶，顾盼之间，云烟四起，藏住多少曲折心思。

我不过是想提醒她，谁才是这里的女主人。

无论如何，她是客。

许广平抬眼看我，一个眼睛里灯火闪映的女人，笑容像清晨簇新的阳光。

她太年轻了。

我已年逾不惑，年华蓦地在眉眼间轻轻凋谢。

青春是一阕流光溢彩背后本能的张皇，有女人的地方，就有争斗。

可我，不战而屈。

我默默转身回卧房，听闻先生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太太。这是母亲送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赡养义务，至于爱情，我并不知。”我的心仿佛被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

先生何等睿智，又如此愚钝。

我是大家闺秀，是旧式女子，不擅辞令，不懂表白。

于我而言，爱是生活，是死生契阔的相依相随，是细水长流的饮食起居。

我以为，经年的忍负与牺牲或可换来先生的一抔柔情，没承想，我的深情却是一桩悲剧，我的爱情亦是一场徒劳。

世界变了，所有人都只当我是旧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知我曾不断衡量与丈夫的关系，尝试了解新世界。

我终是背负着命运十字架，随波逐流。

外面兀自欢声笑语，许广平说，“这是一场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的音译，即公平竞争）。”我听不懂。恍惚间，满世喧嚣折尽。

 

“三一八惨案”让北平风声鹤唳。手无寸铁的年轻人被段祺瑞政府兵打死，横尸街头。

国难当头，无以家为，哀歌响彻北平。

先生没日没夜地撰文，烟不离手，身体每况愈下，我心疼他。段政府下通缉令，

先生走了，留下一句：“朱安，好生过。”

青灯黄卷度残生，记忆茕茕。

一九三六年深秋，日本占了东三省，北平局势紧张，山雨欲来风满楼。

许广平寄信给我：“先生逝于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展信，泪不可遏。我一辈子流泪只有两次，那是第二次。

枯等三十年，他活着，我就还有个盼，如今，阴阳两隔。

我是将熄的炭火，他是唯一的余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秋雨潇潇，把我心里凄凄的疾风浇得湿漉漉。

缘分清浅，怨不得时过境迁。

后来，日本侵华，娘娘仙逝，日子更艰难了。

许广平接济我，怀着对失败者的同情，到底是不屑。

在她眼里，我不过是“旧社会给鲁迅痛苦的遗产”。

历史喧嚣，容不下我。

 

日本投降，北平无战事。

时光越老，人心越淡。

独卧病榻，回望满盘皆输的人生，我看到墙角一只小小的蜗牛。

我们是老朋友了，绍兴老家的新婚之夜，也有一只蜗牛陪我捱过。

它那么努力地从墙底一厘一厘往上爬，像我一样，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

可我现在没力气了，我待先生再好，也是枉然。

我们这些时代波涛中的小角色，大人物身边的小人物，生存便已是一种枉然。

过往的岁月教会我，人的一生中有一个字，冷，彻骨的冷。

所以我会在星稀的冬夜，点一堆火，慢慢想你。

想起风陵渡口初相逢，那个清癯疏淡的少年对我说，你名朱安，家有一女，即是安。

 

以上选自李梦霁小说《一生欠安》。

朱安，绍兴人，1906年奉母命嫁与周树人，1919年随夫定居北京，寄寓周作人处，1923年周氏兄弟决裂后被迫迁居。

1926年周树人赴沪与许广平同居，朱安独守空房至1945年逝世。

一生颠沛，未得善终。

 

现代人常叹婚姻的无奈与烦愁。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物质的生活比那时不知道好过多少。

可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却更加沉沦与迷惘，物质与时间似乎解决不了婚姻的难题。

也许，婚姻的真相不止一种。

面对朱安，你觉得自己的婚姻还缺少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