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坏在家排行老二，矮矮的个子，一张酸大萝卜脸上挂着贼溜溜的眼睛和癞蛤蟆嘴。因为竟做坏事，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二坏”。由于肚子与身高不成比例，人们又背地里称他“二大肚子”。

最早知道二坏之坏是我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

二坏因为是八代贫农，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时，便成了风浪中的弄潮儿。村里的F大叔因为四十年代后期被抓壮丁当过国民党兵，二坏便纠集几个农民红卫兵把他关进黑屋，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F大叔既害怕又想不开，被关的第二天夜里偷偷逃出来，跳进了村中街东面的水井里，一条鲜活的生命被他剥夺了，留下了一个哑巴老婆和五个未成年的孩之子。那口井是一条街几十户人家的用水之源，因为二坏的革命，人们不得不去村里更远的水井去挑水…..

 切身体会“二坏”之坏，是我中学毕业后回乡生产队劳动之后。

那时二坏已经是生产队的组长，又称“打头的”，也就是领着社员干活并给社员派活的人。生产队的组长应该是样样都行的庄稼把式，而二坏的农活极其一般，许多社员对他当组长都嗤之以鼻。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是如何当上组长的，可是却深刻体会了二坏肚子里坏水之多。七十年代初，我们三个同学中学毕业后开始到生产队劳动，和下乡知识青年一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样的劳作本来应该是挣一样的工分，可二坏却给你只记半拉子工分（只是一个劳动力的十分之六）。我们都不不服气，但因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原因，不敢跟他讲理。

到了春天开始刨茬子了，这活是用搞头把头一年秋天垄上的苞米茬子或高粱茬子刨下来，非常非常的累人，技术上必须会两个撇刨。二坏为了让我们几个和知青挣不到整劳动力的工分，使尽了浑身解数，让你跟不上他干活的数量，从而拿到不给记整劳力工分的口实。那时地里的垄都不是一边长的，大多为三角形或梯形，也就是说，垄有长有短。一个生产组有五十多个劳力，拿垄是有规矩的:首先是组长（打头的），然后是二打头的、三打头的，一般来说二打头和三打头农活是最棒的，以后的排列按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时间早晚顺序排列，这样我们一定是排在最后的。按照庄稼人的规矩，拿垄时应当一反一正，也叫返嫑子，就是说头一次拿短的，下一次就应该拿长的，反过来轮顺序，而二坏却将规矩于不顾，总是从最短的排序。这样长和短就会相差一倍还多。第一次是刨高粱茬子，320米的垄，二坏一口气刨了16根，因为每次他拿的垄都是最短，后面的人总是在拼命的追赶，有时他会拉下后面人很远的距离。二坏拿短垄到地头后，总是咧着癞蛤蟆嘴得意地跟大伙说，“我拉下他们一垄”云云。有几个知青干到一半就坚持不住不干了，他又咧着癞蛤蟆嘴当众嘲笑，说人家是如何如何不行，并告知记工员，不到一气活没有工分…..

那天，全组五十多个老农都跟我们吃了亏，因为他们从来没挨过这样的累，如果不是我们好胜，也不会让大家跟着受二坏的气。头气活干完再返回地里的时候不见了二坏，而是换了另外一个组长，老农们愤怒地骂到：这个王八犊子干不动了就换人，真他妈不是东西。我们干了几天，二坏都没拉下我们，没有让他拿到口实。

二坏最得意的时刻是早上分配活，那得意忘形的样子实在令人恶心。因为权力在握，看谁不顺眼，给他分配的一定是最脏最累的活。坐在生产队万字炕上等待分配活的人们，大都以十分鄙视的眼光看着他癞蛤蟆嘴的张开和闭合。不论他分配是否合理，人们大都是敢怒不敢言。我们几个因为刨茬子没有挨拉，他便不让继续刨茬子而是去跟犁杖了种地了。这样还是让你干整劳力的活，挣的仍然是半拉子工分。

为了试探他的权利，某天他硬是故意分配一个不脱产的大队团支部书记去各家掏大粪。要知道这活都是生产队四类分子干的活，因为最脏也是生产队所有农活中最不耻的。那团支部书记，一声没吭默默地去做了，二坏胜利了，他的酸萝卜脸上露出了汉奸式的笑。可那团支部书记没过一年就被调到公社了，其中有一条领导评价是“不怕脏不怕累”……

 深刻认识二坏，是在生产队劳动了一年之后。

那年铲二遍地的时候，一个社员因为拉肚子很厉害，手拿不稳锄头误伤了几棵苗，也就是将大的苗锄掉了，留下的是小苗，被二坏看到了，立即报告给了政治队长，说了悄悄话。当晚生产队里就召开了批判会，硬说那社员是破坏夏锄生产，那社员尽管很年轻却也不敢分辨，捂着肚子站在地上接受着批判。那情景至今令人难忘，那社员被扣了两天的工分。一个拉家带口的劳动力，两天的工分是将近三元钱（那年生产队的分值是1.47元/10工分）。事后才知道那社员挨批判扣工分 ，是因为背地里说了他的“坏话”。

二坏是一个特别不讲理的人，一次铲地时歇气明明是他自己在地头睡着了，超过了休息时间，可他醒了之后却大骂别人为啥不叫醒他。那不可一世的样子，活脱脱一个黑社会分子。炎热的夏天，几个年轻社员知道他歇气时爱睡觉，每到他枕着锄头杠睡觉的时候，就给他在旁边用衣服扇风，尽量让他多睡会儿。因为生产队干活作息时间是以打头的为标准的，他说干活就干活，他说收工就收工。二坏经常因为睡觉而延长了休息时间，而他却因失去颜面而恼羞成怒，告诉记工员给大家少记当天的工分。

在那个讲政治不讲法治的年代，二坏因为根红苗壮，又有点权利，他抓住了人们不敢对他咋样的心理，肆意妄为。他的嫉妒心报复心极强，谁要背地里说他不好被他知道，他一定会报复的，最阴损的就是夜晚偷偷给你家柴草垛放火，让你家没有柴草做饭。被点火人家明知道是他，可苦于没有证据往往只能是是干吃哑巴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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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清算三种人的时候，不知道为啥二坏并没有被追究，成了漏网之鱼。可能是因为村里的农民不知道或不懂得上级政策吧。

八十年代初生产队散了，二坏耀武扬威的日子彻底结束了，那些年二坏究竟坏了多少人，坏了多少事，可谓罄竹难书。

改革开放后人们再也不怕他了，走在街上的人见面都骂他，他家里有了大小事情求人帮忙，从来没人搭理他。

生产队解散之后二坏家分到了一匹骡子，正是种地需要骡子拉犁杖耕地的时候，那骡子突然就死掉了…..

后来听说二坏在村子里实在待不下去，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他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