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茅盾文学奖公布，获奖作品之一张炜的《你在高原》共有450万字，相当于6部120回的《红楼梦》，以长取胜遭到广泛质疑。在5位获奖者中，除了刘震云其余四位均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不少人质疑茅奖成体制内的自我狂欢。

此届茅盾文化奖还在提名阶段的时候，就因成为作协主席的“盛宴”而倍受诟病，现在获奖结果公布后，总共才5位获奖者就有4位是作协会员，被理解比体制内的自我狂欢自然毫不奇怪。但是，如果我们寓茅奖于讽刺未免显得有些肤浅，因为，作为一个文学奖项，谁最终捧杯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必然性是相对作品质量而言，偶然性是作品被提名的可能性，既然茅盾文学奖被体制内的作协掌握，体制内作者获奖的可能性自然要大一些，没必要大惊小怪。

问题的关键既不是体制内作家该不该得奖，也不是体制内作家和体制外作家谁比谁强，而是这个把同是作家的群体一分为二，有的圈养有的放养的体制本来就不该存在。换句话说，不管是体制内作家5中4还是5中5，这都不是茅盾文化奖本身的问题，而是这种文化体制二分法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所有文学奖项注定被非议的结局。

有人会说，我们的这种文化体制二分法是历史形成的，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此话不假，问题是，近几十年来，随着国人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写作早就不是什么“尖端技术”，不是“奢侈消费”，但凡能写字，又有些文学爱好的，也都能写出像样的东西来，近几的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就是最好的证明。于是，过去那样利用有限资源培养少数精英作家的作协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加以改革，这就好比大学扩招，如果依然沉浸在过去那种包分配的计划体制之中不能自拔，我们的各项事业显然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

那么，这种文化二元体制该如何改？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师从大学扩招，即让各级作协也“扩招”，通过让体制外作家的大量涌入冲淡现有作协体制，使大部分作家都成为各级作协的一员，相对来讲，“扩招”的阻力要小一些；另一条路径是彻底废除现行的作协体制，要么还作协于“民”（民办），要么干脆不要什么作协，创作本来就是件很个性化的事情，它不像科研，讲究团队合作精神，一个人只要善于发现，乐于思考，勤于写作，不怕他写不出优秀的作品来。如此一来，作协哪还有存在的价值么，体制内自我狂欢自然就成了无水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