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粤港澳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座谈会上，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表示，“深圳将制定《南方科技大学章程》，交深圳市人大审议，避免政府直接与学校打交道会造成的行政干预，实现大学自治。”

放眼古今中外，世界一流大学的铸成无不贯穿以大学自治的基本精神，唯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自治，大学才能够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高等学府。从这一层面上来讲，深圳通过制定《南方科技大学章程》确保南科大的自治确实具有可圈可点之处，然而，我现在要问的是，一纸章程就能够确保南科大自治吗？

众所周知，在当下，我国涉及到大学自治内容的法律法规并不少，甚至可以这么说，我国法律法规从来都是反对大学不自治的，比如我国《教育法》第28条第1款就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章程自主管理；《高等教育法》第11条也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可事实怎么样呢？不仅看不到自主办学的半点踪迹，学校（包括大学）甚至都成为了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品。而这些正是我国大学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的根源所在。

由此看来，深圳想到通过一纸章程来确保南科大的自治不仅不是重大创举，而且还是多此一举。道理再明显不过，就连《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无可奈何的东西它一纸地方规章就能够解决？再者，由地方给大学颁布章程从来都不是大学自治的必然选项，大学能够且敢于挑战政府权力的干涉才是根本，如果大学校长的官帽子还是握在政府手里，大学的办学经费还是由地方财政直接划拨，大学还能够自治吗？

由此可以见得，南科大要想真正自治，还需要于章程之外进行诸多有益尝试，比如如何理顺学校与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尤其是校长的任命和产生方式，继续由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产生还是通过其它方式？再比如，既然地方政府作为南科大的投资主体，那么如何保证南科大吃人不嘴软，拿人不手软，是否有必要成立一个类似国外的大学拨款委员会那样的机构，避免地方政府一手送红包，一手提要求，等等。

更重要的是，在现有教育体制大环境下，长官意志无孔不入，大到大学审批和专业设置，小到教学质量评估甚至学校的课程安排，教育部门可以说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如果南科大不能有效地排除这些干扰，大学自治可以说举步维艰。

所以说，要想大学自治，关键不在于南科大自身，而在于外在环境。美国的教育部门职能简单而有限，它既无权任命一个学校的校长，也无权规定教师的职称和薪水，更无权过问学校的课程和老师的教案，实际上，根据国会的立法，美国教育部门被明确禁止“对任何教育机构、学校或者学校系统的课程设置、管理或者人事安排进行任何形式的命令、监督或者控制”。受到此等限制的教育部门，也只有服务而不是下命令的份了。所以，南科大要想真正自治，光打自身的主意还不够，还要从更高层次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