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校长的话不仅赢得了“全场”最高的掌声，而且赢得了网络上最高的掌声。纪校长的话之所以赢得了如此之多的赞扬，并不是他的观点多么精辟独到，论述多么深刻全面，而是因为他说出了一些和他处于相同或相似位置的人不敢说出、不能说出的“真话”。其胆略过人，勇气可嘉。

我觉得，中国最大的博士群在官场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博士当官，应该说，这是博士教育的一种悲哀，众所周知，博士教育不同于通识教育，是教育的最高阶段，是研究型教育，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最应当从前的是与所学专业相一致的科研工作，然而在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博士们不是运用自己的所学所长潜心探索科学未知，钻研科学成果，而是凭借自己的学历优势挤身官场，去做那些本专科生都能够做得好的事情。这不仅是一种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也使得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官本位现象日趋严重，使得学术从属于行政，成为行政的某种工具。

其二，官学勾结，学术一旦从属于行政，就必然会导致行政权力干涉学术的事情发生，最常见的就是一些官员运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大搞权学交易，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种项目审批权，给学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经费等许多好处，用权力来换取学位。大量已经查明的腐败案也已经表明，权学交易大量存在。当然，既然是交易，就是双方的，问题不光在官员这边，某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也罪责难逃，趁机将文凭化作谄媚的礼物，从入学到毕业，主动为官员们设计了一条秘密“绿色通道”，入学考试一般都是学校单独命题，有些高校甚至打出了“免试入学”的旗号，不断扩大官员博士招生规模。这样一来，学术当然就是纯粹的学术，而沦为行政学术了。

《半月谈》在去年曾作过一项调查，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政府部门需要这么多的博士吗？当然不是，因为政府的职能是公共管理，除了个别专业性岗位外，大部分行政岗位本科学历足以胜任。根源何在？我想，毋庸我多言，多数人都知道答案，那就是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

现代管理理论认为，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一流的人才在学校，二流的人才在企业，三流的人才在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和人尽其才，进而培养出一流的学生，创造出一流的财富。然而在我国却恰好相反，公务员待遇已经成为全社会令人眼馋的香饽饽，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不仅明显高于企业，而且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更是令企业职员和教师望尘莫及，在这种背景下，博士怎么可能不削尖了脑袋朝公务员队伍里挤呢？中国最大博士群在官场，这句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但愿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能够从中悟出点什么，进而对相关政策作出适当调整，这将会是教育之福、民族之福。毫不客气地说，我国之所以久与诺贝尔奖无缘，此即主要原因之一。

可在印度，政府从来都不把学历摆在第一位，什么样的官员该提拔，绝不是以文凭来认定，而是凭借个人的工作实际和选民的一张选票，在大学里也是如此，小到课题立项，大到大学管理，都不是由长官说了算，而是由教授们说了算，所以，印度的教授博士们也不情愿做官，他们更多地是沉下心来做自己的学问。也正是这样，他们已经9次荣登诺贝尔奖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