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出生在水井湾的浙大人

高言常

癸卯年（2023）孟夏，收到浙江大学“西后代”代表人物王宽福先生，从杭州快递来的《我的浙大情结》一书。这是他寄我的又一本有关浙大西迁的书。说起和他的交往，还有一些故事。

遵义老城靠近府后山原来行署（市政府）现百盛大厦的那条解放路，人们习惯称“法院街”，有一条水井湾小巷。改革开放以前，这里挤满简陋的民房。七十年代，刚成家的我居住西门沟地委家属院，离这里仅一箭之遥，周末不时要来这一带购物，给我留下的是一片脏兮兮乱哄哄的印象。但是，倒回去几十年，抗日战争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时期，在这一带，居住过浙大的教职员工，其中有浙大工学院王仁东教授一家，1942年3月1日，他的夫人在这里诞下了第二个儿子，这就是王宽福。

随着时光岁月的流逝，一个甲子过去了。2001年秋，已经是浙江大学教授的王宽福赴西南之便，特地来到他的出生地遵义。此时的遵义，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新世纪初，老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大改造，有了现代色彩的模样。我的岳父，时任浙大遵义校友会顾问何柱承接待了王宽福先生。待人热情的岳父，陪同他走访了浙大时期的各个办学点，然后来到水井湾巷19号，寻访四十年代曾经的王教授寓所。历经时代的变迁，老地方门牌号还在，只是变了模样，建起了楼房，这是八十年代以后水井湾有过的建设改造。而此王教授亦非彼王教授，昔日的幼童，如今已经是花甲老人。此时此刻的他，重返故地寻根，真是激动万分浮想联翩……也就是那一年，遵义市在城市建设中，为了增加连接新老城的通道，正在碧云路口，建设一座跨越湘江的“碧云大桥”。已经离休赋闲的岳父，作为浙大校友，仍然一如既往关心浙大西迁遗址的保护利用。鉴于新桥附近处于历史上浙大办学点的特殊地理位置，他多方奔走积极建议，后经市政府同意，用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名命名新桥，以纪念浙江大学西迁遵义的历史，并且委托岳父与浙江大学联系。无巧不成书，这个时候，“一位浙大博士生导师来遵义寻访故地”“在参观即将建成的大桥时，岳父委托他向浙大方面转达这里的建桥情况，再次促成此事。他回去不久，浙大发来传真函，同意大桥命名，并且寄来由时任（2001年）浙江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题写的‘可桢大桥’原件以及有关资料图片”……至今二十多年过去，这座具有文化特色的可桢大桥，已然是遵义纪念浙大西迁历史的重要标志。此事经过，我曾撰文“‘可桢大桥’命名的由来”发表于2004年《遵义日报》，后来浙大校刊亦转载该文。文中提到的这位博士生导师就是王宽福。

此后，王宽福与岳父何柱承，因为“浙大西迁”历史文化的渊源，你来我往，一直保持联系，成了好友。2009年，岳父随“遵义市老干部旅游团”去杭州，他们还见过面。

日月如梭，历史的年轮驶过沧桑岁月，那些曾经随着父辈走过西迁路，在遵义、湄潭成长、生活过或者出生于斯的浙大人的下一代们，已经成长起来，许多成为名副其实的“浙大人”，且已经进入人生的暮年，但是他们依然自豪地称自己为“西后代”（西迁后代）。而王宽福则成为“西后代”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2018年6月，为了纪念浙江大学西迁八十周年，王宽福率浙江大学“西后代”寻访团，“铭记西迁历史，传承求是精神”，重走西征路，来到遵义、湄潭，寻访历史遗迹，包括办学点、办公点、宿舍等相关遗址，开展纪念活动，重温西迁历史。那一段时间，在遵义一些媒体报道中，不时可以看到他们重返遵义活动的新闻和图片介绍，其中一张图片引起我的注意，那是在何家巷浙大办学旧址前，看到白发苍苍的王宽福先生精神矍铄老当益壮，胸前挂相机，有力地挥着手，向周围的人侃侃而谈，介绍什么……

寻访活动之余，自然而然，王宽福要寻找“学兄”何柱承。但是，岳父已经于2010年故去，他们失去了联系。

因由家学渊源，加之爱好，致力于历史文化写作成为我退休生活内容之一。在专注八五厂为主的三线建设历史，贵阳“高家花园”清（朝）民（国）时期家族历史、地下党红色历史的同时，也写有几篇与浙江大学西迁有关的文字，如“浙江大学西迁历史背景下的团溪锰矿”（发表于贵州省《文史天地》杂志）、“一生不了‘浙大情’”（发表于《贵阳文史》）等文章，涉入“浙大西迁”历史文化领域。我的文章除了发表于报刊杂志，随着网络新媒体的普及，又见诸于QQ、博客、微信，通过网络在更宽范围传播。和许多不认识的人寻找我的故事一样（类似的事情已经好几件），未曾谋面的王宽福，也是运用网络这个“万能”的媒介，通过我的文章，寻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于是，2018年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原来是王宽福先生打来的，约我见面。彼时，我居住紧邻水井湾的府后山市政府家属院，几步路的功夫，便来到法院街的华雅酒店。后来我想，为什么他不住不远处的遵义宾馆呢？应该是王先生再返故地，住在水井湾同一条街上，距离他原来的“家”更“近”一些，更贴近他儿时的生活呢！此行距他2001年第一次返遵寻根，又过去十七年，已逾古稀之龄。在空间不大的客房，文质彬彬且两鬓染霜的王教授夫妇热情接待了我，请我喝龙井茶。我告诉了他岳父故去的情况，他谈到他们的交往，我才知道他是我文章中提到过的“博士生导师”。临别，他赠我的礼物是他的父亲、浙江大学老教授王仁东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文集《松篁诚笃》。几年后，我才陆续向他回赠我的两本书《“八五”春秋》，以及《岁月年轮》文集（电子版），算是补了这个礼。我告诉他，岳父曾有遗著《播耕诗存》诗集，可惜无存书了。之后，我费时三年将该诗集录入电脑。直到2023年8月，在贵阳寓所度夏期间，才将何柱承著《播耕诗存》诗集（电子版）校对完毕，正式形成电子书，赠发给杭州王宽福先生，以作纪念，才了夙愿。

2018年以后，借助网络，我与王宽福先生建立了联系。通过微信朋友圈，我们经常了解彼此的情况。我将所写的有关岳父的文章和生平资料发给了他。比如2019年，为纪念岳父解放前参加地下斗争，从国民党监狱成功逃脱七十周年，我写的“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发表于《遵义晚报》）等。后来，王宽福先生特地写了一篇《一个浙大人不应忘却的名字——何柱承》，专篇介绍了岳父生平及他们的交往，以及岳父不遗余力宣传发扬浙大西迁历史文化的故事，收入他主编的《重走西迁路》《我的浙大情结》等书。文中，他深情地写道：“他热爱、关心浙大，主编了《浙江大学在遵义》这一巨著，促成了‘可桢大桥’的命名，这二件大事足以载入浙大史册，浙大人要感谢他，也应该记住何柱承这个名字。”

王宽福先生一家祖孙三代均为“浙大人”，可谓“浙大世家”。王宽福生于斯、成长于斯，大半生服务于斯，终生为浙大的事业做出贡献。近年，王宽福先生已经是八旬老人，仍然老骥伏枥、奋斗不止。我陆续收到他寄来的几本书，包括浙江大学西迁后代回忆文集《重走西迁路》、《老浙大和建德村的记忆》，以及这次的《我的浙大情结》等书。出于礼貌和习惯，别人赠书我都会一一阅读。读了这些书，增加了对浙大西迁那段历史的了解。特别要指出，这些书均由他担纲主编，或者亲自操刀，撰写其中多篇文章，对于一个耄耋遐龄的老人来说，殚精竭虑，颇费精力，他所做的一切，正如他的书名，“浙大情结”浓郁深厚，其情之殷，令人感佩。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迁徙跋涉于战火纷飞中，最终来到黔北。在遵义、湄潭办学的七年间，以出色的成就，谱写了中华民族教育史的重要篇章；与此同时，为遵义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至今还产生深远的影响。

“浙大西迁”已经成为遵义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值得后人纪念、研究、发扬。在我的有关“浙大西迁”文章发表后，一些年轻网友给我留言：读了你的文章，我们才知道遵义还有这些值得纪念的东西……足以说明，传承历史文化，任重道远！

                          2023.6.5.改毕于遵义恒通御苑书斋

                          2023.9.20再改于贵阳花果园寓所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