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不了的“浙大情结”

高言常

2021年夏至，得浙江大学西迁历史文化研究专家陆昌友先生赠与《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厚厚近600页、洋洋60万言的大书，宏篇巨著也！这部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志书，记载了四十年代“浙大西迁”遵义，艰苦办学的历史，可谓“峥嵘岁月，流风遗泽”。

本世纪初叶，在遵义中心城区宛如玉带的湘江上，一座以浙大校长竺可桢名字命名的“可桢大桥”，与桥东南那尊竺可桢铜像，以及他署名的“黔省校舍记”碑文的六角碑亭相得益彰，合为一组“浙大西迁”悠久史实的人文景观系列，别具一格。

由此，一部书，一座桥，共同成为遵义人民对“浙大西迁”那段历史的最好纪念。

（一）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经过数度迁徙跋涉，最终来到黔北，在历史上留下一段“文军”西征的佳话。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的七年间，以极佳的成就，谱写了中华民族教育史的重要篇章，亦为遵义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纪念浙江大学迁黔五十周年和竺可桢校长百年诞辰，1987年由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发起编辑《浙江大学在遵义》志书。担纲这部书主编是我的岳父、时任遵义地区地方志总编何柱承。他长期在遵义地委和行署供职，主要在宣传部门负责理论研究和党校教育工作。临近离休那两年，又到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之后继续任遵义市老年协会播风文学社《播风》诗刊主编多年。

其实他和“浙大”的渊源由来已久，可回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浙江大学来到遵义、湄潭之后，成了许多年青人向往的地方。1942年岳父何柱承还是一个年仅14岁的少年，作为绥阳县唯一考取的学生，他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入读时在湄潭的浙江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也就是现在的求是中学。在浙大附中读书时期，作为一个热血知识青年，他自费订阅《新华日报》，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参加进步活动。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离黔东返，因为“四壁家徒无可取，千秋膏火断难筹。”无奈，他只得“饮恨叹黔娄”，断了“负笈下杭州”之梦。后来他投身革命，秘密加入中共川东绥阳县地下支部，以教书为职业，成为地下工作者。

但是，那几年浙大附中的学校生活，影响了他的一生，直到他的晚年。诗言志，从他七十岁以后出版的诗集《播耕诗存》，可以看到这种一生不了的“浙大情结”。诗集有多篇作品与“浙大”有关，深情怀念四十年代湄潭生活和浙大的学长们。如“烽火连天沦故土，弦歌避地振黉门。安贫乐道人师德，为学兴邦桃李枕。茅屋油灯招旧梦，心随百鸟入边城。”“黉门求是入黔中”，“教鞭搦细挥心血”“破庙鞭挥迷雾散，桐油灯掌巨篇书。”这些是战乱频仍的年代，身处“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黔北穷乡僻壤，浙大艰难办学的生动写照。对竺可桢校长诸大师，他赞道：“名学府，桃李遍寰球。藕舫先师人仰止，英才辈出各千秋。求是学风遒。”“宗师效应春风远，学派蹊新奥理舒。”……既是对西征来黔的“文军”们师德的讴歌，也是对学子们为多难兴邦的祖国而发奋学习的礼赞。

改革开放以后何柱承长期担任浙江大学遵义校友会顾问，一直关心浙大的发展，热衷于浙大西迁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关注在遵义各地的那些浙大遗址的保留保护，他总是大声疾呼，奔走于各个部门。同时，他也在思索，用什么适当的方式，把浙大那段“西迁”历史文化传承下去。

1987年，在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工作的何柱承，提出了编纂《浙江大学在遵义》志书的建议，并指出此书主要内容为，全面记述1940年至1946年间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的办学史实，以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遵义地委及行署主要领导十分重视这个建议，同意编纂《浙江大学在遵义》志书，并委任何柱承为这部志书的主编。办事情一贯雷厉风行的他，很快拿出其编辑思想、篇目结构等总体设想，以及具体工作计划安排。

1987年10月，受遵义行署委派，遵义地区地方志总编何柱承和谢尊修、幸必达等三人小组专程赴杭州。抵杭之后，分别前往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杭州大学（三所大学五十年代初期均由原浙江大学分出设立），向三校领导转达了遵义地区有关编辑《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以纪念浙大西迁遵义历史的建议。三所学校领导均表示赞同，并表态将通力协助，共同办好这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西迁黉门洽同修，风雨昔同舟。”三人小组先在杭州，之后又去了上海和北京，分别邀请三地浙大校友会开座谈会，商讨征集资料及约稿事宜，校友们热情支持，纷纷提出建议，表示为出好这部书尽一份力量。在上海，他们登门拜访了著名数学家、四十年代曾在湄潭浙大任教的苏步青教授。苏先生深情地回忆了当年的情况，诗词造诣极高的他，赋诗《寄怀遵义》，并且手书条幅赠与岳父：“八年离乱隔西湖，排闷吟哦兴未孤。别梦和烟轻易散，客怀如水淡如书。红旗地胜空愁远，白屋家贫尙觉舒。说与儿童今幸福，回头四十七年殊。”还拜访了在上海的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在北京，专程拜访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王淦昌书函：“遵义地区何柱承等四同志来我寓，感到非常高兴。衷心希望该地区的教育科研事业，能在各位的奋斗努力下，在政府的支持下，能得到很大的发展。”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教授见面后书函：“浙大在遵义的几年，是成就最大的时期，今天与四位来自遵义的校友和乡亲们见面，感到特别高兴，祝你们在今后工作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1987年12月，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正式向浙大校友总会，以及全国各地校友会发出征稿启事和约稿信。浙大校友会总会名誉会长苏步青还特地亲笔写信，向海内外校友们发出倡议：“浙江大学遵义时期各位校友同志：你们好！近日欣闻遵义地区地方志办公室成立，为纪念浙大内迁五十周年，拟编辑出版一书，暂名《浙大在遵义》。书中将反映母校在西迁遵义时，师生员工不畏艰苦，兴办教育，开展科学研究，而取得丰硕成果的情况。据悉，地方志办公室的这一计划，已获得遵义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可喜可贺。为此，我倡议，凡在遵义（包括湄潭、永兴）学习、生活、工作过的浙大校友，都来关心《浙大在遵义》的编辑出版工作，人人都献计献策，踊跃投稿，以充实刊物的内容。专此布达”……很快得到一大批浙大老校友们的积极响应，他们亲自动笔撰稿，回忆“西迁”年代在遵义湄潭那段历史，其中包括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程开甲、施平、施雅风、吴耕民、杨士林、杨竹亭等人。这些中国教育、科技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在百忙之中挤时间写出文稿，反复征求意见修改后才寄出，精神十分感人。

至1988年底遵义地方志编委会收到来稿近二百篇，为编辑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对稿件经过分门别类，研究整理、审核定稿等一系列工作，将近百万字的稿件资料整理为60万字的书稿。1989年10月再赴杭州，举行《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的审稿、编辑座谈会，有来自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和上海的近30位浙大老校友参加。同时，将书稿寄往北京，征求校友意见，进行审核。各地校友对遵义编委会编辑的《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表示充分肯定和赞赏，最终成书。1989年11月，在“纪念浙江大学迁黔五十周年和竺校长百年诞辰”前夕，凝聚大家心血的《浙江大学在遵义》志书正式出版。苏步青先生撰写了序，他写道：“竺可桢校长正式提出以‘求是’为校训，他说，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今天出版《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就是对竺可桢先生百岁诞辰的最好纪念。”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表示：“应该感谢遵义、湄潭、永兴等地的人民对浙江大学办学的爱护和支持。半个世纪后，这种休戚与共的情谊依然长存。”遵义地区行署专员谢培庸则代表遵义人民表达“对当年浙大师生的景仰之情”……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谓弥足珍贵也！书中均是当年参与浙大西迁师生们写的回忆文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忠实地反映了艰苦岁月办学的史实。《浙江大学在遵义》志书的出版，将老一辈浙大人的教育理念，求是精神留给了后人，这的确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二）

转眼又是十多年过去，时光来到2001年。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遵义市规划在湘江碧云路口兴建“碧云大桥”（原名）。此时年已73岁的岳父何柱承已经离休赋闲，但是他的“浙大情结”没有一丝减弱，作为浙大校友，仍然在为浙大历史文化的传承操劳。他发现这座桥东面正对的原何家巷一带，正好是当年浙大的教学区，桥西遥对的十一中是浙大的校总部所在地子弹库，碧云路中部是当时的史地研究所……如果把新建桥的命名，赋予纪念浙大西迁的内容，岂不是很有意义吗！由于岳父离休后的组织关系在行署（市政府）办公室，他就近先后向常务副市长叶韬、市长傅传耀（后任市委书记）提出将新建大桥命名为“可桢大桥”的建议，得到他们的赞同。傅传耀市长还说，你的这个意见很好，桥建好以后，还要在适当的地方恢复碑亭……不久，市委、市政府正式决定命名为“可桢大桥”。叶韬副市长将决定告诉岳父，并委托他负责与浙大联系……次年，大桥即将建成。浙大博士生导师，后来成为“浙大西迁二代”负责人的王宽福来遵义寻访故地，岳父为此事再次委托他。他回去不久，有了圆满的结果……2002年7月，这座气势宏伟的大桥建成，时任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院士手书的“可桢大桥”名镶嵌在大桥两侧正中，两边护栏分别安装29块青田石刻，用连环画的形式记述了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一生。入夜，大桥被流光溢彩营造的光带和波光粼粼的江水组成一幅光彩夺目的图案，使名城的夜色更加绚丽多彩。

事后，我把“可桢大桥”命名的来龙去脉，撰文发表在2004年《遵义日报》上。在文稿初成时，我征求岳父何柱承的意见，他阅读后致函于我：“言常：我想桥的命名，主要应写出竺可桢何以值得纪念，故补充了这些材料。”接着，他在文稿纸上，补写了如下文字：“当时的浙大校长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博士，1934年由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调任校长，直到1949年上海杭州解放，长达十三年。在遵义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七年岁月，是浙大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有遵义、湄潭人民的支持，浙大从一所地方性大学发展成为有7个学院，25个学系的全国性大学，是当时办得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剑桥’。由于浙大的爱国学生运动开展得声势浩大，影响深远，被称为‘民主堡垒’。当时浙大的教学科研取得累累硕果，竺可桢日记记载全国各大学在国内外发表的学术论文‘浙大独多’的内容，有人统计约占一半以上。当年英国学者李约瑟访问湄潭后，称之为抗战后方的‘科学绿洲’‘中国科学的希望’。浙大师生中现在被选为两院院士的有120多位，其中绝大部分都曾在遵义、湄潭就学和执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中，有一大批浙大学人参与，如‘核弹先驱’王淦昌是当年湄潭执教的教授，‘核弹功臣’程开甲是在湄潭毕业的学生。据说首先进入核试验基地的16名科技人员，号称十六勇士的有一半是浙大学人。基地负责技术业务的司令员，从第一任程开甲起到现在的陈孝德将军，除一任是清华大学出身的以外，其余均是浙大毕业生。在核武器研制的协作单位中，浙大名列前茅，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说，核武器的研制成功，浙江大学是有功的。竺可桢教育思想和经验，在遵义七年得到充分发挥，八十年代有一篇论文阐述竺可桢在这方面的成就，引起教育界的轰动。北大校长周培源、清华副校长张光斗看了此文后，感慨不已。周培源说：‘我们建国后，为什么不用竺可桢这一套来办大学教育，而去学苏联呢？’上海解放前夕，蒋经国动员他去台湾，他拒而不往。解放后即被迎往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他提出的科学方面的建议，被采纳写进‘共同纲领’。建国后，协助郭沫若筹建中国科学院，出任中科院副院长达廿余年。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仍坚持学术研究，作出了重大成果，如创立新学科物候学。日本学者说，竺可桢一直走在气象学前沿。原中科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卢嘉锡在竺可桢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高度评价他是中国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地理学、气象学一代宗师，忠实的共产主义战士。竺可桢在遵义七年与遵义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对遵义地方事业极为关心，办了许多有益于群众的事情。浙大对当时遵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浙大学人则说‘遵义这块地方，对浙大师生有养育之恩，求是学子世世代代不会忘记。’浙大与遵义的深情厚谊延续了六十余年，实在值得永久纪念。”这千余字精炼概括了浙大西迁遵义的历史贡献及重要意义，尤其是对竺可桢的高度评价……字字句句体现了何柱承这位老校友，把“浙大西迁”历史文化深植于心中，那关心、关爱浙大的款款深情跃然于字里行间，读之令人感慨亦感动。

    近年，浙江大学西迁校友的后代们，组成“西后代”回访团，重走西迁之路，来到遵义、湄潭，寻访先辈故地。2020年王宽福先生在其主编的《重走西迁路》一书中，特地撰文回忆：“一个浙大人不应该忘却的名字——何柱承”，通过“一部书”，“一座桥”的故事，颂扬他传承“浙大西迁”历史文化的贡献，以及一生不渝的“浙大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