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国、东周国秘史（四）

张远山

四　周赧王迁至西周国及二周之战

 

张仪死后，秦武王改变了秦惠王听从张仪而定的不伐二周之策，决定发兵东周，夺取九鼎，代周为王。

秦武王三年、周赧王七年（前308），是三代周王寄居东周国六十年（前367－前308）的最后一年。秦武王四年、周赧王八年（前307），是周赧王寄居西周国五十二年（前307－前256）的第一年。两年之中，东周朝、二周国发生了重大事变，因此史料大多连言两年之事。为了便于引用和叙述，本文也特辟专节连言两年之事。周赧王从寄居东周国变成寄居西周国的两年，二周史料共有十四条（41－54）。

 

41、《史记·秦本纪》：

秦武王三年（前308），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长寿（向寿）伐宜阳。……秦武王四年（前307），拔宜阳。（《秦策二》六略同。）

42、《战国策·东周策》二：

秦攻宜阳（前308），（东）周（昭文）君谓赵累曰：“子以为何如？”

对曰：“宜阳必拔也。”

君曰：“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公仲之军二十万，景翠以楚之众，临山而救之，秦必无功。”

对曰：“甘茂，羁旅也，攻宜阳而有功，则周公旦也；无功，则削迹于秦。秦（武）王不听群臣父兄之议而攻宜阳，宜阳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

君曰：“子为寡人谋，且奈何？”

对曰：“君谓景翠曰：‘公，爵为执圭，官为柱国，战而胜则无加焉矣，不胜则死。不如胥秦拔宜阳，公进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宝事公。公仲慕公之为己乘秦也，亦必尽其宝。’”

秦拔宜阳（前307），景翠果进兵。秦惧，遽效煮枣，韩氏果亦效重宝。景翠得城于秦，受宝于韩，而德东周。

——事在秦武王三年至四年、韩襄王十一年至十二年，即周赧王七年至八年、西周武公四年至五年、东周昭文君五十二年至东周嗣君元年（前308－前307）；仍在公仲朋首次相韩期间。

韩国三川郡，处在秦军前往东周的必经之路。因此秦武王先命甘茂、向寿领兵进攻三川郡之郡治、韩国旧都宜阳，费时八个月攻下。

东周昭文君担心甘茂攻取韩国宜阳之后，乘胜进攻东周，于是采纳赵累之策，以利诱使楚将景翠率领楚军，阻止了甘茂进攻东周。景翠终于回报了昭文君当年礼遇之恩。

此后再无昭文君史料，据此推定：秦攻宜阳（前308）之年，为昭文君死年。秦拔宜阳（前307）之年，为东周嗣君元年。

昭文君担心秦武王先攻宜阳、后伐东周，老病忧急而死，在位五十二年（前359－前308）。其子东周嗣君即位以后，不再重用杜赫。杜赫于是因缘老友景翠，离周仕楚。

离秦仕楚的陈轸，不愿名重天下的杜赫危及自己在楚之地位（陈轸拒绝苏秦至楚献策，原因相同），于是百般排挤刁难杜赫。杜赫未能得到楚怀王重用（参看《楚策一》十五“楚杜赫说楚王以取赵”），后来又为韩相公仲朋使秦（参看《韩策一》十六“公仲以宜阳之故仇甘茂”）。无关二周，不再赘述。

东周昭文君，颇有祖父西周威公之风。西周威公纳贤而师事宁越，终其一生而西周国免于国难。东周昭文君纳贤而师事杜赫，终其一生而东周国免于征伐。贾谊《过秦论》根据时代先后排列战国四大谋士，列西周谋士宁越于首，列东周谋士杜赫于末。四大谋士，强大的七雄仅共其二，弱小的二周各居其一，亦证二周在战国中后期的中枢地位。因为列强争夺的乃是东周朝之天下，只要周王仍在，二周就是群策所集、群力所指之箭垛。尽管秦火汉黜导致战国史残缺、二周史亡佚，然而贾谊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前的汉文帝时人，早于司马迁，尚能得见今已亡佚的诸多战国史料，其言必有所据。虽然宁越、杜赫的今存史料不多，仍然依稀可睹著名谋士的风采。

西周惠公、东周惠公均承西周威公，又均自居正统。西周惠公之子西周武公，仍然称“公”，尚武逞强，除了挑衅东周，又与列强争雄。东周惠公之子昭文君，则采纳杜赫之策，以“安天下”而求“周自安”，由“公”降“君”，自贬其号，除了忍让西周，又向列强示弱。二周国策不同，其后国运也异。

 

43、《战国策·西周策》十三：

秦（武王）欲攻（东）周。

周最谓秦（武）王曰：“为王之国计者，不攻（东）周。攻（东）周，实不足以利国，而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敝于（东）周，而合天下于齐，则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罢秦，故劝王攻（东）周。秦与天下俱罢，则令不横行于周矣。”

——事在秦武王四年，即周赧王八年、西周武公五年、东周嗣君元年（前307）；紧接上文，秦拔宜阳稍后。刘向误编于《西周策》，应编入《东周策》，因为秦武王欲入东周夺取九鼎，此时九鼎不在西周。《周本纪》误书此事于周赧王四十五年（前270，秦昭王三十七年），误后三十七年；旧多误从。周赧王八年，周最尚未公开反秦，所以面谏秦武王，其时齐强而赵弱，也合于周最谏言。周赧王四十五年，周最早已公开反秦，不可能面谏恨其入骨的秦昭王（详下），其时齐衰而赵盛，也不合周最谏言。

秦武王原本希望甘茂攻取宜阳之后，一举伐灭东周，夺取九鼎，代周为王。此时周最尚未撕破亲秦假面，因此秦拔宜阳之后，向秦武王谏阻秦军入周。

秦武王不听。

 

44、《战国策·西周策》三：

秦（武王）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东）周，（东）周（嗣）君迎之以卒，甚敬。

楚（怀）王怒，让（东）周，以其重秦客。

游腾为（东）周君谓楚王曰：“昔智伯欲伐仇由，遗之大钟，载以广车，因随入以兵，仇由卒亡，无备故也。桓公伐蔡也，号言伐楚，其实袭蔡。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东）周，（东）周君惧，以蔡、仇由戒之，故使长兵在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也。（东）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恐一日之亡国，而忧大王。”

楚王乃悦。（《史记·樗里子列传》略同。）

——事在秦武王四年、楚怀王二十二年，即周赧王八年、西周武公五年、东周嗣君元年（前307）；年中，紧接上文，楚怒东周而欲伐之后。秦军所入，楚怀王所怒，均为东周国；刘向误编于《西周策》，应编入《东周策》。

秦武王尽管不听周最谏阻，但是鉴于甘茂受阻于楚将景翠，深知伐灭东周、夺取九鼎、代周为王的时机尚未成熟；为免激怒天下列强，于是放弃强攻东周，改变策略，命令左丞相甘茂率领大军返秦，改命右丞相樗里疾率领兵车百乘访问东周，试探东周嗣君、周赧王、天下列强的反应。

东周嗣君承父亲秦“安周”之策，打开洛阳城门，迎接樗里疾的兵车百乘进入东周国都。樗里疾进入王宫，向周赧王提出：秦武王准备亲至东周，试举周鼎，先派自己前来接洽。周赧王严词拒绝。樗里疾大怒，把周赧王逐出王宫，又逐出东周国，强迁至西周国。[25]

楚怀王闻讯大怒，迁怒东周嗣君，准备征伐东周国。

东周嗣君闻讯大恐，派遣游腾使楚，谎称迎接樗里疾进入洛阳，意在诱敌深入，即将囚禁樗里疾。

楚怀王将信将疑，欲观后效，暂时不伐东周。[26]

 

45、《战国策·秦策五》一：

[周最]谓秦（武）王曰：“臣窃惑王之轻齐、易楚,而卑畜韩也。臣闻：‘王，兵胜而不骄；霸，主约而不忿。’胜而不骄，故能服世；约而不忿，故能从邻。今王重德魏、赵，而轻失齐，骄也；战胜宜阳，不恤楚交，忿也。骄、忿，非霸王之业也。臣窃为大王虑之，而不取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先王之所重者，唯始与终。何以知其然？昔智伯瑶残范、中行，围逼晋阳，卒为三家笑；吴王夫差栖越于会稽，胜齐于艾陵，为黄池之遇，无礼于宋，遂与勾践擒，死于干隧；梁（惠）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后（太）子（魏申）死（于马陵），身布冠而拘于齐。三者非无功也，能始而不能终也。今王破宜阳，残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国，徙两周之疆，而世主不敢交；塞阳侯，取黄棘，而韩、楚之兵不敢进。王若能为此尾，则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为此尾，而有后患，则臣恐诸侯之君，河、济之士，以王为吴、智之事也。《诗》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今大王皆有骄色，以臣之心观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韩以拒秦，四国之兵敌，而未能复战也。齐、宋在绳墨之外以为权，故曰先得齐、宋者成。秦先得齐、宋，则韩氏铄；韩氏铄，则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齐、宋，则魏氏铄；魏氏铄，则秦孤而受兵矣。若随此计而行之，则柄国者必为天下笑矣。”

——事在秦武王四年，即周赧王八年、西周武公五年、东周嗣君元年（前307）；年中，紧接上文，秦迁周赧王至西周国之后。根据《西周策》十三，《秦策五》一“谓秦王”前原有“周最”。刘向仅知周最后期敌秦，不知其早期亲秦，妄删《秦策五》一之“周最”，却漏删《西周策》十三之“周最”。

周最先谏阻秦军进入东周，秦武王不听，但改大军入东周为兵车百乘入东周，强迁周赧王至西周。周最于是又谏阻秦军强迁周赧王，秦武王仍然不听。从此以后，周最撕下亲秦假面，公开敌秦，成为“以天下辱秦者”（见下《赵策三》六，史料61）。

秦武王不听周最二谏，在樗里疾把周赧王强迁至西周之后，率领力士孟说等人亲往东周，进入洛阳太庙举鼎，绝膑猝死[27]，点燃了二周开战的导火索。

 

46、《战国策·东周策》四：

东周与西周争，西周欲合于楚、韩。齐明谓东周（嗣）君曰：“臣恐西周之与楚、韩宝，令之为己求地于东周也。不若谓楚、韩曰：‘西周之欲入宝，持二端。今东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宝不入楚、韩。’楚、韩欲得宝，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宝出，是我为楚、韩取宝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47、《战国策·东周策》三：

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齐明]为东周谓韩（襄）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多名器重宝。案兵而勿出，可以德东周，西周之宝可尽矣。”

48、《史记·周本纪》：

周赧王八年，秦攻宜阳，楚救之。而楚以（东）周为秦故，将伐之。……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下同《东周策》三，略。）

——事在秦武王四年、楚怀王二十二年、韩襄王五年，即周赧王八年、西周武公五年、东周嗣君元年（前307）；下半年，紧接上文，秦武王入周举鼎猝死之后。二策事涉二周，尽管是西周伐东周，但是出策应对西周之伐者是东周君臣，所以刘向编于《东周策》不误，然而排序有误：第四策齐明进言东周嗣君，欲阻楚、韩支持西周，应在前；第三策齐明进言韩襄王，阻其支持西周，应在后。杜赫于昭文君死后转而仕楚，齐明遂成东周嗣君的主要谋士。

周赧王刚被秦军强迁至西周，一闻秦武王举鼎猝死，立刻命令西周武公征伐东周，既泄三代周王六十年受制于东周国君之积愤，又报东周嗣君媚秦开城、听凭秦军驱逐自己之新恨。

西周武公对待东周，虽比其父西周惠公强硬，但是碍于周赧王寄居东周，此前从未征伐东周，仅有截流断水之类挑衅，如今周赧王迁居西周，再无顾忌，于是命令太子姬共领兵征伐东周。又借用天子名义，重宝贿赂楚、韩，邀其出兵相助。

楚怀王眼见东周嗣君又迎秦武王入周举鼎，始知游腾谎称即将囚禁樗里疾乃是欺骗。韩襄王刚被秦军攻破旧都宜阳，也迁怒于东周嗣君媚秦。楚、韩于是各自出兵，支持西周征伐东周。[28]

东周谋士齐明欲阻楚、韩助西周伐东周，失败。二周在六十年不睦、龃龉之后，终于首次动兵。

 

49、《战国策·东周策》二四：

（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爱之，而无嫡立也。司马翦谓楚（怀）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为之请太子？”……（楚）相国令之（公子咎）为太子。

50、《史记·周本纪》：

慎靓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赧王时东、西周分治。赧王徙都西周，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下同《东周策》二四，略。）

——事在楚怀王二十二年，即周赧王八年、西周武公五年、东周嗣君元年（前307）；下半年，紧接上文，二周交战余绪之一。刘向误以为“周共太子”是周赧王太子（误从者众），又误以为周赧王仍居东周国，因而误编于《东周策》，应编入《西周策》。《周本纪》明言“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而且书于“赧王徙都西周”之后；然而司马迁不知二事之年，出于无奈才书于“慎靓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之后。旧多不明《周本纪》书法，误系二事于周赧王元年（前314）。《周本纪》“赧王时东、西周分治”，则是司马迁不知“东、西周分治”始于周赧王祖父周显王而误书。《周本纪索隐》被刘向误编之《东周策》二四误导，妄注“西周武公”曰：“《战国策》作‘东周武公’。”其实《东周策》二四仅有“周共太子死”，决无“东周武公”。东周国不仅从无武公，而且唯有东周惠公称“公”，昭文君即已贬号称“君”，后君沿之。《周本纪集解》注“西周武公”曰：“（西周）惠公之长子。”今从。

《周本纪》、《东周策》仅言二周交战，未言胜败。以理推之，西周国若胜，即使周赧王不返洛阳，也必撤消东周国之封，既然周赧王此后一直寄居西周国，也未撤消东周国之封，可证西周国战败。西周武公太子姬共，当为征伐东周失败而死。

楚怀王助西周伐东周失败，而西周武公之太子姬共战死，于是希望控制未来的西周国君，进而控制被秦强迁至西周的周赧王，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采纳大司马昭翦之策，拥立亲楚的西周武公五庶子之一姬咎为西周国新太子，成功。

 

51、《战国策·西周策》十五：

[司马悍]谓齐（宣）王曰：“王何不以地赍周最，以为（西周）太子也。”

齐（宣）王令司马悍以赂进周最于（西）周。

——事在齐宣王十三年，即周赧王八年、西周武公五年、东周嗣君元年（前307）；下半年，与上同时，二周交战余绪之二。旧多不明《周本纪》书法，误以为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于周赧王元年（前314），因而误系此策之年。

齐宣王与楚怀王心思相同，也希望控制未来的西周国君，进而控制被秦强迁至西周的周赧王，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采纳司马悍之策，拥立亲齐的西周武公五庶子之一周最为西周国新太子，失败。

 

52、《战国策·西周策》九：

司寇布为周最谓（西）周君曰：“君使告齐（宣）王以周最不肯为太子也，臣为君不取也。函冶氏为齐太公买良剑，公不知善，归其剑而责之金。越人请买之千金，折而不卖。将死而嘱其子曰：‘必无独知！’今君之使最为太子，独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齐王之为君实立某而让之于最，以嫁之齐也。君为多巧，最为多诈，君何不买信货哉？奉养无有爱于最也，使天下见之。”

——事在齐宣王十三年，即周赧王八年、西周武公五年、东周嗣君元年（前307）；下半年，紧接上文，西周武公立姬咎为新太子稍后，二周交战余绪之三。刘向排序颠倒，《西周策》十五应在前，《西周策》九应在后。

西周武公听从楚怀王，立姬咎为新太子；不听齐宣王，不立周最为新太子。真实原因，乃是楚助西周伐东周，齐未助西周伐东周，而且楚近齐远。但其拒绝齐宣王的虚假托辞，却是“周最不肯为太子”。

司寇布认为，如此难以蒙人的假话，必将得罪强齐。于是建议西周武公圆谎弥补，让周最享有庶子之中最为优厚的爵禄地位。[29]

 

53、《战国策·东周策》二七：

昭翦与东周恶。

或（为东周）谓昭翦曰：“为公画阴计。”

昭翦曰：“何也？”

“西周甚憎东周，常欲东周与楚恶。西周必令贼贼公，因宣言东周（所为）也，以西周（武公）之于（楚怀）王也善。”

昭翦曰：“吾又恐东周之贼己，而以诬西周恶之于楚。”遽和东周。

——事在楚怀王二十二年，即周赧王八年、西周武公五年、东周嗣君元年（前307）；下半年，与上同时，二周交战余绪之四。

景翠与东周善，所以率领楚军阻止了攻破宜阳的甘茂秦军直入东周（见上史料42）。

“昭翦与东周恶”，所以先率楚军助西周伐东周，后又献策拥立西周国新太子。

东周嗣君不愿昭翦继续鼓动楚怀王敌视东周，于是用计缓解昭翦对东周之敌意。昭翦也不愿成为二周敌对的牺牲品，于是不再与东周敌对。

 

54、《吕览·贵卒》：

（西）周武君使人刺伶悝于东周。

伶悝僵，令其子速哭曰：“以谁刺我父也？”

刺者闻，以为死也。

（西）周（武君）以为（刺者）不信，因厚罪之。

——事在周赧王八年、西周武公五年、东周嗣君元年（前307）；下半年，二周交战余绪之五。

西周武公征伐东周失败，太子姬共战死，大为不忿，遂命刺客刺杀东周嗣君的宠臣伶悝。伶悝受伤没死，命子假哭。刺客以为刺杀成功，返报复命。后来西周武公得知伶悝没死，认为刺客谎报而治其罪。

今年周赧王被秦从东周强迁至西周，引发西周伐东周，楚、韩助西周，西周太子战死，楚、齐争立西周新太子等等，乃是天下中枢转移、战国格局变动的重大事变，因而史料众多。旧皆不明二周史，未能明辨先后因果，因而众多珍贵史料，沦为断线散珠。

综上可知，《周本记》：“赧王时东、西周分治。赧王徙都西周。”前句误，东、西周分治，始于周显王二年（前367）。后句不误，但是未言时间，“徙都”又是“尊王”之饰词，当从《世本·居篇》：“赧王徙居西周。”因为周赧王并非主动离开东周国，而是被秦强迁至西周国。时间是周赧王八年（前307）下半年，秦国左相甘茂攻取韩国宜阳之后，秦武王至东周国都洛阳举鼎猝死之前，强迁者是秦惠王之弟、秦武王之叔、秦国右相樗里疾。

本节所录周赧王从东周国迁至西周国之际的二周史料十四条（41－54），无论是仅言东周，还是仅言西周，无不兼及二周，因为均与秦把周赧王从东周强迁至西周、二周之战有关。

 

[25]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2001。第513页：“周赧王徙居（西周国之）王城，当在八年以后。”周赧王徙居西周，《周本纪》误书于周赧王元年。杨宽“当在八年以后”，乃谓周赧王八年（前307）徙居西周，“以后”一直居于西周；非谓“八年以后”某年才徙居西周。

[26]《周本记》于“楚（怀王）以（东）周为秦故，将伐之”之后，续书：“苏代为（东）周说楚王曰：‘何以（东）周为秦之祸也？言（东）周之为秦甚于（为）楚者，欲令（东）周入秦也，故谓周秦也。（东）周知其不可解，必入于秦，此为秦取周之精者也。为王计者，（东）周于秦，（楚）因善之，不于秦，（楚）亦言善之，以疏之于秦。（东）周绝于秦，必入于郢矣。”则苏代（或苏秦）亦曾劝阻楚伐东周。

[27]《秦本纪》：“秦武王四年，拔宜阳。……王与孟说举鼎，绝膑。”《赵世家》：“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

[28]《韩世家集解》“徐广曰”业已辨明，楚围韩之雍氏，共计二次，一为周赧王三年、韩宣王二十一年（前312），二为周赧王十五年、韩襄王十二年（前300）。《周本纪》仅记一次，误书于周赧王八年；《韩世家》仅记一次，误书于韩襄王五年，文与《西周策》四“雍氏之役”（楚再围雍氏）略同；《甘茂列传》亦误书秦昭王立年（前307，秦武王四年死，同母弟秦季君继位，异母弟秦昭王尚未篡位）“楚怀王怨前秦败楚于丹阳而韩不救，乃以兵围韩雍氏”。秦武王于周赧王八年、韩襄王五年（前307）迁周赧王至西周国，而后至东周国之洛阳举鼎而死，而后二周相战，楚、韩皆怒东周国而助西周国，此年并无“楚围雍氏”之事。

[29]姬共、姬咎、周最均为西周武公之子，原均姓姬。三人正式称呼，原为“周太子共”、“周公子咎”（后称“周太子咎”）、“周公子最”。周最后来离开西周，仕于魏、齐，影响遍及天下，天下简称“周公子最”为“周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