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牟版《庄子》初始本篇目考

——《庄子复原本注译》绪论二

 

张远山

 

弁言　魏后刘前，五子钞引

 

 魏牟以后的战国末年，钞引《庄子》初始本最多的是《荀子》、《韩非子》、《吕览》。刘安以前的西汉初年，钞引《庄子》初始本最多的是贾谊二赋、《韩诗外传》。先秦三子、汉初二子钞引之例，是考定《庄子》初始本之成书时间及篇目构成的基本依据。

 古今学者多曾注意先秦三子、汉初二子钞引《庄子》，由于不知魏牟版《庄子》初始本之存在，而误以为《庄子》钞引先秦三子、汉初二子。本文所举先秦三子钞引之例较详，以证《庄子》初始本成书于战国，必为早于先秦三子的魏牟编纂。本文所举汉初二子钞引之例较略，仅为补足先秦三子未引的魏牟版外篇之篇目。为免繁琐，五子钞引条目均不全举，详见本书附录四。

 

一　《荀子》钞引《庄子》初始本

 

   《内篇·齐物论》：“圣人和之以是非。是不是，然不然。”《荀子·性恶》不点名隐斥：“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1]

   《内篇·大宗师》：“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荀子·天论》不点名隐斥：“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荀子·解蔽》点名明斥：“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荀况把庄子视为头号论敌，正如孟轲把杨朱视为头号论敌。孟轲贬斥杨朱是“无君无父”的“禽兽”，荀况也贬斥“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庄子、魏牟“禽兽行”。《荀子·非十二子》贬斥二人一组的六组论敌，第一组是：“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性恶》又不点名隐斥：“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全部先秦文献，“它嚣”仅此一见。荀况列为头号论敌之人，不可能是当时无人提及、后世无人知晓的泛泛之辈。“它嚣”被荀况列于“魏牟”之前，只能是魏牟祖师“庄周”的代号或讹文。

     荀况尽管视庄子为头号论敌，仍然一再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仅因不愿明引，遂致后人难辨其源。

    《荀子·正论》：“语曰：浅不可与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暗引《外篇·秋水》魏牟对公孙龙所言“坎井之蛙”寓言。“语曰”是暗引《庄子》初始本之标志。

     赵人荀况（前313－前238），赵人公孙龙（前325－前250），中山人魏牟（前320－前240），是同时代人，均比宋人庄子（前369－前286）小四五十岁。荀况必知《秋水》非庄所撰，进而可能推知《庄子》初始本之“内篇”均为庄撰，“外篇”均非庄撰，甚至可能推知《庄子》初始本的编纂者正是魏牟。这或许是荀况以“它嚣”代“庄周”、直点“魏牟”之名的原因，因为“魏牟”是头号论敌“庄周”影响最大的当代传人，荀况的直接论敌。

     隐去论敌之名，或用代号攻击论敌，实为荀况之惯技。《荀子》频频攻击“惠施邓析”，也以“邓析”代“公孙”，所以把战国“惠施”列于春秋“邓析”之前。《荀子·不苟》：“山渊平，天地比，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既以“邓析”代“公孙”，又暗引《外篇·惠施》[2]：“惠施曰：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天下之辨者（桓团、公孙龙）相与乐之：卵有毛。”“卵有毛”等辩者二十一事，多为公孙龙首创，不可能出自先于孔子的邓析。由于公孙龙是赵相平原君赵胜极其崇敬、长期供养的著名门客，荀况为免得罪平原君，断绝出仕母邦之路，所以不愿明攻公孙龙，而以“邓析”代“公孙”。

    《荀子·荣辱》：“故曰：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暗引《外篇·达生》“绠短者不可以汲深”。“故曰”也是暗引《庄子》初始本之标志。

《荀子·不苟》：“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化用《外篇·盗跖》“申徒狄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3]

    《荀子·成相》：“天乙汤，论举当，身让卞随举牟光。”化用《外篇·让王》“汤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又让务光”。

    《荀子·宥坐》：“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勾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化用《外篇·让王》“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会稽”。[4]

    《荀子·哀公》之“东野毕驭车”章，化用《外篇·达生》之“东野稷御车”章。

    知道《荀子》明斥“庄子”者多，知道《荀子》钞引《庄子》者少，故予详引。综上所举，《荀子》之《性恶》、《天论》、《解蔽》、《非十二子》四篇，至少明斥、隐斥、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内篇”二篇五条。《正论》、《荣辱》、《哀公》、《宥坐》、《不苟》、《成相》六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外篇”六篇七条。总计《荀子》之十篇，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外篇”八篇十二条。

 

二　《韩非子》钞引《庄子》初始本

 

    荀况至少明斥庄子一次，其弟子韩非却从不明斥庄子，因为韩非敌视庄子远过其师。

    《内篇·逍遥游》：“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内篇·人间世》：“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外篇·让王》：“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均为大反庙堂名教的先秦独家之言。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不点名判决：“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

    《韩非子·五蠹》也不点名隐斥：“世之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上智之所难知也，非民务也。”《韩非子·忠孝》又不点名隐斥：“世之所谓烈士者，虽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恍惚之言，恬淡之学，无用之教也，无法之言也，天下之惑术也。”

    韩非之前的“微妙之言”、“恍惚之言”、“恬淡之学”，仅有老、庄二家。“上智”如韩非，十分明白《老子》是庙堂的统战对象，于是《解老》、《喻老》，篡改原文，反注其义，经过韩非的系统“思想改造”，韩非版《老子》变成了庙堂的愚民工具。因此韩非不点名隐斥的，必为《庄子》。“上智”如韩非，更加明白《庄子》难以“思想改造”，无法成为庙堂的统战对象和愚民工具，于是杀气腾腾地必欲“除之”，“以为首诛”。

    韩非尽管极端敌视庄子，仍然大量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仅因不愿提及“庄子”，遂致后人难辨其源。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书》曰：既雕既琢，还归其朴。”暗引《外篇·山木》“既雕既琢，复归于朴”。韩非所言之《书》，正是《庄子》初始本。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暗引《外篇·庚桑楚》“一雀过羿，羿必得之，惑也。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矣”。韩非所称“宋人”，正是宋人庄子。“语曰”是暗引《庄子》初始本之标志。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不以仪的为关，则射者皆如羿也。莫能复其处，不可谓善射，无常仪的也。”化用《外篇·徐无鬼》：“庄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谓之善射，可乎？”此处韩非隐去“庄子”。

    《韩非子·内储说上》：“宋崇门之巷人服丧而毁，甚瘠，上以为慈爱于亲，举以为官师。明年，人之所以毁死者岁十余人。”化用《外篇·外物》：“庄子曰：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此处韩非又隐去“庄子”。

    《韩非子·说林下》：“惠子曰：置猿于柙中，则与豚同。故势不便，非所以逞能也。”暗引《外篇·山木》：“庄子曰：腾猿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此处韩非以“惠子”代“庄子”，仿效其师荀况以“它嚣”代“庄周”、以“邓析”代“公孙”之故伎。

    顺便一提，《韩非子》频频嘲笑“宋人”，如《说难》之宋人智子疑邻，《喻老》之宋人献玉遭拒、宋人雕刻楮叶费时，《外储说左上》之宋人棘刻母猴无功，《外储说右上》之宋人狗猛酒酸，《五蠹》之宋人守株待兔，均与韩非极端敌视的宋人庄子有关。[5]

    韩非隐斥、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之“内篇”、“外篇”，都一再点明“宋人”，足证他把《庄子》初始本之“内篇”、“外篇”全都视为庄撰。或许荀况没把关于魏牟的前代学界常识传给韩非。“上智”如韩非，恐怕无法回答如下质疑：倘若“外篇”均为庄撰，那么所有“外篇”的全文均属庄子之言，那么非对话语境的部分文句，为何标明“庄子曰”[6]？为何“外篇”又有众多庄殁以后史实？（详见本书余论、附录二“庄后十五史实”。）

    《韩非子》从不明斥“庄子”，导致知道《韩非子》钞引《庄子》者，比知道《荀子》钞引《庄子》者更少。其实《韩非子》钞引《庄子》甚多，以上仅举暗藏引用标志或改头换面的五例。据我统计，《韩非子》之《外储说右上》、《五蠹》、《忠孝》、《说林上》、《解老》五篇，至少隐斥、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内篇”四篇四条。《解老》、《喻老》、《说林上》、《说林下》、《内储说上》、《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显学》、《难三》十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外篇”七篇十三条。另有《十过》、《说林下》、《难一》、《难势》四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之佚文三条四次。总计《韩非子》之十五篇，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外篇”十一篇二十一条。

 

三　《吕览》钞引《庄子》初始本

 

    荀、韩师徒如此敌视庄子，尚且暗引《庄子》初始本如此之多。吕不韦及其门客并不敌视庄子，《吕览》又是杂钞之书，所以明钞、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的数量更大，堪称先秦之冠。

    《吕览·必己》“庄子行于山中”整章，全钞《外篇·山木》，并且照钞“庄子”二字，毫无荀、韩师徒的心理障碍。

    《吕览·去尤》：“庄子曰：‘以瓦殶者翔，以钩殶者战，以黄金殶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盖内掘。’”明引《外篇·达生》：“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此处“庄子”，若是书名，即指《庄子》初始本。若是人名，则与韩非相同，也把《庄子》初始本之“内篇”、“外篇”全都视为庄撰。

    《吕览·有度》“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缪”整章，全钞《外篇·庚桑楚》。《吕览·贵公》“故曰：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暗引《庄子》初始本之佚文“大勇不斗，大兵不寇”。两处“故曰”，都是暗引《庄子》初始本之标志。

    知道《吕览》钞引《庄子》者极多，以上仅举具有引用标志的四例。刘文典、高亨、王叔岷、崔大华、刘笑敢、方勇等现当代学者，均曾统计《吕览》钞引《庄子》，因尺度宽严不同和各有遗漏，数量各异。据我统计，《吕览》之《至忠》、《别类》、《求人》、《听言》、《精通》、《期贤》、《召类》、《禁塞》、《下贤》九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内篇”五篇八条。《当务》、《长利》、《去尤》、《必己》、《适威》、《精谕》、《有度》、《听言》、《应同》、《召类》、《贵公》、《贵生》、《审为》、《离俗》、《观世》、《慎人》、《诚廉》十七篇，至少明钞、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外篇”十二篇二十六条。《博志》、《精谕》、《用民》、《季春》、《贵公》五篇，至少暗引、化用《庄子》初始本之佚文五条[7]。总计《吕览》之二十七篇，至少钞引、涉及《庄子》初始本“内篇”、“外篇”十七篇三十九条。

    魏牟以后的先秦三子吕不韦、荀况、韩非，至少钞引魏牟版《庄子》初始本之“内篇”五、“外篇”十五，总计七十二条。

 

四　贾谊、韩婴钞引《庄子》初始本

 

    刘安（前179－前122）之前的汉初二子贾谊（前200－前168）、韩婴（前200－前130），也曾大量钞引魏牟版《庄子》初始本。

    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钞引、化用“内篇”三之六条、“外篇”九之九条，共计十二篇十五条。钞引外篇之三《秋水》、《田子方》、《知北游》，与先秦三书钞引篇目重复。另增钞引外篇之六《寓言》、《曹商》、《庚桑楚》、《则阳》、《列御寇》、《田子方》，其例如下。

    《外篇·寓言》：“无物不可。”《鵩鸟赋》化用：“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

    《外篇·曹商》：“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吊屈原赋》化用：“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

    《外篇·庚桑楚》：“夫寻常之沟，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蝼蚁能苦之。”《吊屈原赋》化用：“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鱏兮，固将制于蝼蚁。”

    《外篇·则阳》：“圣人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吊屈原赋》化用：“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

    《外篇·列御寇》：“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鵩鸟赋》钞引：“澹兮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

    《外篇·田子方》：“遗物离人而立于独。”《外篇·天运》：“道可载尔与之俱。”《鵩鸟赋》化用：“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

    《韩诗外传》之一、二、八、九、十卷，至少暗引、化用魏牟版《庄子》初始本“内篇”二之二条，“外篇”七之十二条，共计九篇十四条。钞引外篇之四《山木》、《达生》、《让王》、《盗跖》，与先秦三子钞引篇目重复。另增钞引外篇之三《寓言》、《则阳》、《天下》，其例如下。

    《外篇·寓言》：“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亲仕，三釜而心乐；后仕，三千钟而不洎亲，吾心悲。’”《韩诗外传》卷一第一章化用：“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

    《外篇·则阳》：“戴晋人”讽喻魏王。《内篇·养生主》：“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祈畜乎樊中。形虽王，不善也。”《韩诗外传》卷九第二十二章拼合：“戴晋生弊衣冠而往见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禄要先生，先生不留，今过寡人邪？’戴晋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叹曰：‘嗟乎！由此观之，君曾不足与游也。君不见大泽中雉乎？五步一啄，终日乃饱，羽毛悦泽，光照于日月，奋翼争鸣，声响于陵泽者何？彼乐其志也。援置之囷仓中，常噣粱粟，不旦时而饱，然犹羽毛憔悴，志气益下，低头不鸣。夫食岂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

    《外篇·天下》：“（墨子）虽枯槁，不舍也。……（宋钘）其行适至是而止。”《韩诗外传》卷一第二十五章：“伯夷、叔齐、卞随、介子推、原宪、鲍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适至是而止，弗能改也，虽枯槁，弗舍也。”所举八人，只有“袁旌目”钞自别书，其余七人钞自《外篇·让王》、《外篇·盗跖》。

    刘安之前的汉初二子贾谊、韩婴，至少钞引魏牟版《庄子》初始本之“内篇”五、“外篇”十四。

 

五　五子钞引，篇目总汇

 

    魏牟以后的先秦三子，刘安以前的汉初二子，均曾钞引魏牟版初始本“内篇”之五，未引“内篇”之二《德充符》、《应帝王》，必在魏牟版，无须论证。先秦三子钞引“外篇”十五，汉初二子钞引“外篇”十四，去其七篇重复，总计钞引“外篇”之二十二。至此可明，魏牟版初始本，包括“内篇七”、“外篇二十二”，总计二十九篇。

    魏牟版之“内篇七”，庄子所撰，均涉庄前史实，无一庄后史实。

 魏牟版之“外篇二十二”，弟子、再传弟子所撰，多涉庄后史实，无一魏后史实。

 综合考量所涉不同史实、著录庄事庄言、文风结构差异、有无寓言卮言、有无动物植物、仿拟内篇水准、偏离内篇义理等等各项（详见各篇校注），并以提及“蔺且”之《山木》为推断蔺撰之篇的起点，以提及“魏牟”之《秋水》为推断魏撰之篇的起点，“外篇二十二”可分三组。

 第一组五篇：《寓言》，《山木》，《达生》，《至乐》，《曹商》，当属弟子蔺且所撰。蔺撰五篇，著录庄子九事：“庄惠辩孔”、“庄论间世”、“庄过魏王”、“庄子悟道”、“庄子妻死”、“庄斥曹商”、“庄斥宋王”、“庄拒聘相”、“庄子将死”。均属亲历亲闻，无一虚构。

 第二组十三篇：《秋水》，《田子方》，《知北游》，《庚桑楚》，《徐无鬼》，《管仲》，《则阳》，《外物》，《让王》，《盗跖》，《列御寇》，《天下》，《惠施》，当属再传弟子魏牟所撰。魏撰十三篇，著录庄子九事：“庄拒楚聘”、“庄惠初见”、“庄惠辩鱼”、“庄见鲁哀”、“东郭问道”、“庄惠辨射”、“庄过惠墓”、“庄周贷粟”、“庄惠辩用”。其中“庄见鲁哀”一事虚构，其他八事转闻于师，均非亲历亲闻。又魏撰《秋水》“庄拒楚聘”，是蔺撰《曹商》“庄拒聘相”之重述。

 第三组四篇：《宇泰定》，《胠箧》，《天地》，《天运》，当属其他弟子、再传弟子所撰。或撰四篇，文风异于蔺撰、魏撰诸篇，又互不相同，当非一人所撰。仅有《天运》著录庄子一事“太宰问仁”，撰者若是弟子，则是亲历亲闻；撰者若是再传弟子，则是转闻于师。

 魏牟版初始本，没有“杂篇”。春秋以前无私家著作，战国初中期诸子，始有私家著作。战国中晚期诸子，开宗立派，师徒传授，又从个人私家著作，演进为学派著作总汇。所以孟、庄弟子后学编纂《孟子》、《庄子》[8]，均为学派著作总汇，宗师亲撰之文，编入“内篇”，弟子所撰之文，编入“外篇”。战国子书或有“外篇”，均无“杂篇”。《庄子》大全本之“杂篇十四”，为后于贾谊、韩婴，先于司马迁、刘向的刘安新增（详见绪论三）。

 魏牟版初始本之复原本，二十九篇总计51133字，平均每篇一千七百余字。其中内篇七13798字，平均每篇不足二千字。外篇二十二37335字，平均每篇不足一千七百字。由于不少外篇已被郭象删残，如《惠施》残篇仅有526字，《列御寇》残篇仅有669字，因此推测魏牟版二十九篇之原文，总计大约不足六万字，平均每篇约二千字。

 

结语　魏版《庄子》，迅速传播

 

    魏牟版《庄子》初始本，成书于前256年至前240年的十六年之间（详见绪论一），取其上限前256年，距前239年《吕览》成书也仅有十七年，距前238年荀况死去仅有十八年，距前233年韩非死去仅有二十三年。而荀况先在赵国、后在楚国，韩非在韩国，吕不韦及其门客在秦国，无不大量钞引《庄子》初始本，足证《庄子》初始本在成书以后的极短时间之内，传播范围即已甚广。

秦汉之际传播范围更广，贾谊、韩婴等汉初士人，也大量钞引《庄子》初始本，成为刘安稍后编纂《庄子》大全本的时代氛围。

 

    [1]为便直观，本文对《庄子》、《荀子》、《韩非子》、《吕览》多为撮引。下文不再说明。

    [2]郭象删去魏牟版“外篇”之四《曹商》、《管仲》、《宇泰定》、《惠施》之篇目，将其残篇分别拼接于《列御寇》、《徐无鬼》、《庚桑楚》、《天下》（详见绪论三）。

    [3]郭象把《盗跖》等魏牟版“外篇”九，移至“杂篇”（详见绪论三）。

    [4]三句在郭象版中已被删去。刘文典、王叔岷、方勇、陆永品等据《吕览·慎人》引文、宋人陈景元《庄子阙误》引江南古藏本均有此三句校补。

    [5]韩非也敌视宋人后裔孔子、宋人墨子，故韩非贬斥之“宋人”，不仅针对庄子，但以极端敌视的庄子为主。

    [6]“内七篇”之“庄子曰”，均在对话语境。“外杂篇”之“庄子曰”，或在对话语境，或在非对话语境，后者即为非庄所撰之硬证。

    [7]所谓《庄子》“佚文”，即被郭象删去者。《韩非子》、《吕览》均非引自“佚文”，而是引自《庄子》初始本。

    [8]《汉书·艺文志》“《孟子》十一篇”，内篇七，外篇四：《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

 

（张远山《庄子复原本注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