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慧读古典

任何作品都不能脱离其时代而独立存在，《红楼梦》也不例外。这本书的思想和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稍微了解《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宝玉对读书仕进是十分反感的。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作者借袭人之口说出了贾宝玉对读书仕进的态度：

袭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批驳诮谤，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也教老爷少生些气，在人前也好说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代代念书，只从有了你，不承望你不喜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禄蠹’；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这些话，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打你。叫别人怎么想你？”

为什么贾宝玉除了“明明德”之外，别的书都不喜欢读呢？对此，胡适派红学家们这样解释：因为《红楼梦》的作者不仅是了不起的文学家，还是伟大的思想家，正因为他思想进步，看出了封建统治者的没落和腐朽，不想和上层统治者打交道，因此也就不想走读书上进的道路。

这显然是歪曲了作者的思想。稍有历史文化知识的人都知道，在“万马齐喑”的清中叶不可能有这样进步的思想家。即便是明末几大思想家，比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他们也都是有着很深刻的思想，但并不排斥科举考试，也都努力读书仕进。即便是看出清朝社会本质的龚自珍，也是走了读书仕进道路。

红学家们把《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放到清中叶去考证，当然会觉得贾宝玉的一番言论很突兀。一旦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放到明末清初，一切疑问也都能迎刃而解了。

贾宝玉所说的“明明德”其实就是指“四书”中的《大学》。《大学》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后被单独抽出来成为“四书”之一。

《大学》的开篇是这样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由此可知，《大学》的核心思想就是讲怎样“明明德”，怎样“格物”、“至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君子”的个人修养和家国天下之间的关系。而这种思想，正和顾炎武先生所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谋而合。

作者显然认为除了《大学》这本书和“天下兴亡”有关外，别的书都没什么用。而明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党争”。党争之下，意气用事，自诩为“正人君子”的东林党人多尚空谈，将不和自己一路的人统统斥为“异类”，迫使对方不得不加入阉党来与他们抗衡。这样一来，党争也就愈演愈烈。而党争的结果必然就是祸国殃民。

这些以王阳明“心学”为思想指南的士大夫，太过清高自重，凡事爱讲大道理，泱泱而谈，根本不考虑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整日嘴里叨叨性命之理，务虚名，弃实用，最终使得朝政一发不可收拾。除了王阳明的“心学”，明末士大夫们的另一个思想来源即是程朱理学。那种思想更是呆板不知变通，更加的不切实际。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在清军的屠刀马蹄下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而这也正是《红楼梦》作者发自内心的悲凉呐喊。作者认为，正是这些“心、理、性、灵空谈之学”读多了，反而把人给读傻了，陷入了意气之争，误国误民。

为什么作者要借贾宝玉之口痛骂那些读书上进之人为“禄蠹”呢？这其实也和清人占领全中国后，为了收买人心，恢复科举考试有关。

清朝统治者兴兵入关后，为了笼络和网罗知识分子，在顺治元年即宣布沿袭明朝惯例，按期开科取士。顺治二年在北方数省举行乡试，录取了清朝首批举人；顺治三年在北京举行会试，录取了开国的首批进士；顺治四年又加行会试，多取江南文士。

顺治二年的首期乡试，绝大多数读书人秉持着民族大义，坚决不肯为清廷效力，只有极少数败类厚着脸皮参加。由于人数实在太少，清政府就把这些汉族考生全都录用为官。这样一来，那些立场不坚定的士大夫们也就眼红了。以后清廷再次举行乡试时，参加的人就多起来了。而清廷也乐得见到这样的情形。顺治一朝十八年，共开八科，录取进士二千五百九十一人，其录取频率和人数，都要远远超出正常的三年一科。

这些读书人为了争做清廷官员，一个个都挤破了脑袋往里钻，甚至还出现了接二连三的科场舞弊案。据清初大诗人吴梅村记载，“壬辰（顺治九年，即1652年）权贵与考官有隙，因事中之，于是科场之议起。”

顺治九年的舞弊案还不算什么，闹得最厉害的是顺治十四年的丁酉（即1657年）科场案。此案因考官纳贿而起，株连人数之多，对全国震动之巨，在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实属罕见。清廷对这次舞弊案的处理方式是大开杀戒，不但受贿的考官和行贿的考生立即处死，还株连亲属，父母妻子全遭流放，惩处异常严厉，酿成了科举历史上空前的大惨案！光处死的考官就有十七名之多。如果不是这些读书人一门心心思为异族政权效力，何至于会发生这样的舞弊案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科举大案中，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出现了一位白卷先生吴兆骞。吴兆骞号汉槎，少有才名，江苏吴江人。平常大家都认为他的文章“惊才绝艳”，考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这次顺治皇帝亲试，他却交了白卷。于是舆论大哗，有人说他是惊魂未定，吓得提笔忘字了；也有人说他是恃才傲物，故意卖弄。而笔者则认为是他见当时的考场有无数手持兵器的士兵，整个考场如同刑场一般，认为这是对读书人的侮辱。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本就对清人入关大肆屠戮生灵不满的他心中十分愤怒，于是作出了这样惊人的举动！

（吴兆骞）

此举当然也是触怒了朝廷，而他受到的惩罚也是相当的严重。他被发配到宁古塔充军。宁古塔是苦寒之地，寸草不生，常年冰封，发配到那里生不如死。

吴兆骞临行时，京中好友顾贞观、徐乾学等人都来为他送行。吴梅村还作了一首长诗《悲歌赠吴季子》。吴兆骞在宁古塔二十多年，后来友人顾贞观恳求纳兰性德利用他父亲明珠的权势营救，吴兆骞最终得以赎还返乡。返乡后仅仅三年，吴兆骞就亡故了。

很显然，《红楼梦》作者对吴兆骞这些还保有一点民族气节的士大夫们是很敬重的，对那些一心想要读书上进的人当然是嗤之以鼻，将他们说成“禄蠹”！

而实际上，也正是这些读书人考取了清廷的官员，稳定了清廷在全国的统治。若不是这些士大夫们积极地卖身投靠，清廷何至于如此之快地稳定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呢？以至于顾炎武先生发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的感慨。若是人人都像顾炎武那样，坚持不肯仕清，清人何至于能并吞全中国呢？

而与这些“禄蠹”相反的则是像张苍水这样的民族英雄。他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做到南明兵部尚书一职。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南京失守后，张苍水与钱肃乐等起兵抗清。后奉鲁王，联络十三家农民军，并与郑成功配合，亲率部队连下安徽二十余城，坚持抗清斗争近二十年。康熙三年（1664年），随着永历帝、监国鲁王、郑成功等人相继死去，张苍水见大势已去，于南田的悬嶴岛（今浙江象山南）解散义军，隐居不出。是年被俘，后于杭州遇害。他在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

（张苍水）

对于张苍水这样的人才，清廷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招降，不停地给他递招降书。然而，张苍水都是义正辞严地予以了拒绝，而这其中又以下面这封书信最为著名，这是他写给清廷闽浙总督赵廷臣的一封信：

台翰俨颁，殊深内讼，岂仆一切愚忠，尚未足取信天下耶？台下清朝佐命，仆则明室孤臣，时地不同，志趣亦异。功名富贵，早等之浮云；成败利钝，且听之天命。宁为文文山，不为许仲平；若为刘处士，何不为陆丞相乎？倘云桑梓涂炭，实为仆未解兵，仆亦何难敛师而去，但未知台下终能保障否乎？区区之诚，言尽于此，间使说词，请从此绝。

这封信着墨不多，但却义正词严。对来信以功名富贵诱降，答之以“功名富贵，早等之浮云”；对来信以重兵包围逼降，答之以“成败利钝，且听之天命”。表面用语温和，实则态度强硬。作者列举文天祥、许仲平等正反人物，表明自己誓死不降之决心，旗帜鲜明，言简意赅，表现出了张苍水伟岸的人格。

像张苍水这样的堂堂男儿，才是我中华的脊梁。而写信对他劝降的赵廷臣，则是《红楼梦》作者所说的“禄蠹”。他本是铁岭人，努尔哈赤占领辽东之时，对那里的汉人进行了大屠杀，并捕捉汉人为奴（蔑称为“尼堪”）。对此国仇家恨，赵廷臣非但没有加以反抗，反而加入了清人一方，成为汉军镶黄旗的一员。清军入关后，他又为清廷屡立战功，最终官至督抚，成为封疆大吏。在那时，像赵廷臣这样的“禄蠹”数不胜数。正是这些“禄蠹”们的卖身投靠，为虎作伥，才使得满洲人以区区不到百万人占领整个华夏大地，清廷的祸水流遍了全国，汉人从此被剃发易服，成为清人的奴仆，真是痛入骨髓，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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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华东 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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