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慧读古典
《红楼梦》中“男浊女清”的男女观让很多人感到困惑，从而歧解叠出，令人一头雾水。然而，如果把《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定位明末清初，作者为明遗民，吹散作者故意设置的迷雾，其深意就令人振聋发聩。
书中是这样写的。子兴冷笑道：
“万人皆如此说，因而乃祖母便先爱如珍宝。那年周岁时，政老爹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爹便大怒了，说：‘将来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悦。独那史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样。说来又奇，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第2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宝玉这句话的中心意思都是“褒女贬男”，和古代主流社会里的“男尊女卑”似乎是完全相反的。于是，有的红学家说这是作者思想进步的表现。因为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宗法制的社会，女子处于从属地位，在家族中是没什么地位的，重男轻女是社会的主流思想。作者大胆提出这样的观点，当然是很了不起的。
然而，笔者认为，不管是重男轻女，还是重女轻男，这样的社会观念都是不正常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还是从历史上寻求问题的答案吧。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虽然“男尊女卑”的思潮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重女轻男”的思潮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这样的思潮不止出现过一次。比如唐代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这样写道：“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为什么白居易会这样写呢？这是因为杨家出了一个杨玉环，成为皇帝的贵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她的远房亲戚杨国忠这样的废柴都做了宰相，自己的亲姐妹都被封为国夫人，一时间杨家权势薰天，显赫非常。这也让许多家庭眼红，指望能出一个杨玉环式的人物，让整个家族兴旺。我们能说这样的“重女轻男”是思想进步吗？
唐代另一位大诗人杜甫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兵车行》里他这样写道：“信知生男恶，
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 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这里的“重女轻男”显然也不是正常社会的反映，而是因为战乱发出的无奈声音。如果生男儿的话就会去服兵役，极有可能战死沙场；而生了女儿，还可以嫁给邻居，虽然可能会守寡，但好歹还能活着。这是多少父母内心里的一种无奈和绝望？
在宋代也出现过“重女轻男”的思想观。北宋承平时期，京城开封有这样一种生育风俗，据洪巽《暘谷漫录》记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南宋，据宋理宗时期的文人陈郁《藏一话腴》记载，首都杭州“风俗尚侈，细民有女则喜，生男则不举”（不举即是丢弃的意思）。
由此可见，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在京城生活的老百姓都偏爱生女儿，女儿一生下来就被当成掌上明珠，要是生了儿子反而会很不开心，有些狠心的爹娘甚至会把男婴丢掉。宋朝为什么会有这种奇特习俗呢？这显然也不是正常社会的情况，而是跟当时的娱乐业有关。
宋朝娱乐业非常发达，达官显贵和富商大贾家里往往养着私人娱乐班子，包括唱曲的歌伎、跳舞的舞伎、演剧的优伶、说书的先生。北宋时期著名宰相晏殊的家中就曾养有许多歌伎，而其子晏几道更是和这些女孩子打得火热，为她们作了许多诗词。晏几道的词作多局限于花前月下的相思缠绵，格调不甚高。在《小三词自序》中，晏几道自己也承认，“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此处的“莲、鸿、苹、云”，指的是沈、陈两家的四名歌女。《小山词》以大量篇幅讲述了自己与四名歌女之间的缠绵悱恻、风花雪月，好几首词作还被后人津津乐道，推为婉约词经典。
苏轼有一好朋友叫陈季常（就是那个怕老婆而有“河东狮吼”典故的受气包），他既是官二代（其父亲陈希亮做过凤翔知府，是苏东坡的顶头上司），又是大商人（常年贩运丝绸和药材），家里非常有钱，晚年在湖北黄州定居，光歌伎就养了三十名。
元兵攻宋以前，文天祥家里也养着一整套娱乐班子，《宋史》上说他“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还真是一个非常懂得享受的人，吃饭的时候有丫鬟侍候，喝酒的时候有歌伎助兴。
而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代表辛弃疾就更不用说了，他连任高官，俸禄优厚，在江西铅山盖别墅，小妾养了六个，歌伎养了十一个，舞伎养了三十六个。小妾、歌伎、舞伎都是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女生。光辛弃疾一个人就需要雇佣几十个多才多艺的女生，说明宋朝经济繁荣，高官享受着十分优厚的薪水。整个社会有那么多高官，那么多阔佬，女生需求量自然十分惊人。
社会有了需求，自然会出现供应。中下层平民生了女儿，倘若姿色稍微好看一些，就送她去学歌舞，以便长大了去富人家里挣钱，也顺便给自己的家中补贴。如果生了儿子，那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养育儿子的成本要远高于女儿，而且将来赚到的钱也不见得就比女儿多，为家庭作出的贡献不见得比女儿大。权宜之下，自然中下层平民要“重女轻男”了。这不是什么思想进步，而是出于精致的利己主义。
如此看来，这些“重女轻男”思想的出现，并不是思想进步的标志，只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反而从另一个方面映衬出整个社会依然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不管是因为女儿成为贵妃、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要服务于达官贵人，本质上还都是要为男权服务。
笔者认为，真正进步的思想，应该是像明代中后期的著名思想家李贽所提倡的“个性自由、官民平等和男女平等”。因为男人和女人，有的只是性别上的不同以及因此造成的社会差异，在人格上应该是完完全全平等的，单纯褒扬一方而贬低另一方都是偏颇的，而“重女轻男”观念的出现一定是极端的、不正常的社会现象。那么《红楼梦》中是不是也这样呢？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我们“吴氏红学”认为，《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是明末清初，书中有“褒女贬男”的思想观念一点也不奇怪。
在清军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杀人如麻，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清廷推行剃发易服恶政，民众奋起反抗。反抗的主体当然是男子，而女子处于从属地位。
自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至甲申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间，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贰臣”，只有一百三十六人。这一百三十六人中，还包括吴梅村、钱谦益这样不想为清廷效力而被迫无奈入仕的士大夫。但是，死于抗清的忠臣多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这个数字不是明遗民杜撰的，而是在乾隆朝《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官方统计数字（胜朝，是指被灭亡的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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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华东 至真斋主 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 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观点、新视角，同一部红楼梦，不一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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