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晨搬家时看到新闻，巴黎再次发生恐怖袭击事件，11区有多处地点发生枪击甚至爆炸，其中巴塔克兰音乐厅死亡人数超过百人。慌乱中我向几位在巴黎的朋友发去信息询问情况，上海人达哥最先回复了我：他被朋友的电话叫醒，此刻正在看事件的新闻直播。达哥的妻子发了条朋友圈报平安：“13号黑色星期五！为逝者哀悼！我们一切都好，‘巴黎斯坦’的朋友最近也要注意安全，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2009年至2011年我在巴黎读书，一下子见到了很多不同族裔的人。我曾有半年的时间住在11区莫雷街（Rue Moret）,彼时达哥是我的邻居，我们各租了一间十来平米的阁楼住。那时我刚在巴黎安顿下来，第一次开始感受浪漫之都的另一面。

当我来到犹太人房东的工作室签租房合同时，展现在眼前的是电影般的场景。门口的大铁门有一个监控，进了门后走廊也有监控，通往工作室的厚木门还是有监控。进入半地下的工作室，房东身旁是一个由六台显示器组成的监视屏。房东放下手头的活计，打印好合同，签了字交给我，我再签字。“好了”房东说完这句，又瞟了眼监视屏：“OHLALA！”（哎呀呀！）大概是有什么令他不舒服的事发生了，他让非洲裔助手去看看情况，用的是对讲机。

与我同行的是两位即将前往美国的新疆姑娘，是来退租的。办完手续和她们坐在巴黎路边的咖啡店闲聊，两个人安慰我说这位房东在法国人里属于比较特殊的。她们觉得，巴黎并没有很乱，至少她们没有遇到过劫匪小偷。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个姑娘将这份幸运归结为自己的长相比汉族人更欧美化。

而我在巴黎的短短两年时间，遇到过两个吉普赛骗子和两个阿拉伯小偷。一个吉普赛姑娘在戴高乐机场为聋哑人“公益筹款”，对方拿着写了好多名字和住址的登记本，让人在上面留下个人信息并捐钱；另一个吉普赛姑娘在凯旋门附近企图向我兜售路边“捡到”的金戒指。捐款那个，我中招了。至于两个阿拉伯青年，则是在我上地铁的瞬间，一人以“不小心”踢到我为掩护，另一个掏我裤兜拿钱包，幸运的是当时我很胖，裤子很贴身，对方的手没拔出来。与我同行的另一个邻居，日籍华人黑泽则淡定地向其他乘客解释：“偷钱包的。”

回到我租住的地方，那里距离遭遇恐怖袭击的巴塔克兰音乐厅，小柬埔寨餐厅都不远，步行即到。虽离开巴黎多年，浏览街景地图时依然能回忆起路边烧的红亮的阿拉伯烤鸡，为庆祝足球队首次冲入世界杯而整夜狂欢的阿拉伯球迷，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族裔，站在店铺门口吸烟聊天的人们。

7处遭受恐怖袭击的地方我都没去过，但有个地方我常去。那里叫“美丽城”，是与巴黎10区、11区、19区、20区均有接壤的街区，聚居着华人、阿拉伯人、东欧移民以及非洲人。在我看来，这里是巴黎的缩影，说不定也是欧洲的缩影。

“美丽城”街景

以前和黒泽开过一个玩笑，美丽城可以拍部电影，类似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纽约黑帮》，不同族裔组织的帮派在同一个街区争斗。处于十字路口上坡的主要是华人商铺，下坡则有不少阿拉伯人商铺。两个黑帮若是汇聚到十字路口中央，在美丽城大街上摆开阵势，还真是一部大片。

玩笑没开多久，我就觉得不妥了。“胡建明被砍事件”和“钟少武枪击事件”都引发了万人游行，要求政府正视这个四区交界处的街区。人们穿着“我爱美丽城”、“我爱巴黎”的T恤衫走上街头呼喊口号，向政府表明“安全也是一种权利”。

我曾在美丽城的华人商铺亲眼看到店员警惕地盯着监控录像，她停止招呼顾客，向老板报告画面上的几个人已经连续多天出现在铺子的后门。对她而言，那些人已经是潜在的盗窃犯了。我还在美丽城的中国超市看到过一张告示：如果街上有任何一家华人商铺出事，其他铺子需要立即派人来援助。初见时并未觉察出这张告示背后的含义，直到有一次在超市里等候结账时，我抬头看了看四周，发现收银员头顶的柜子上放着一把剑。没有绒布包裹，没有木架支撑，那把中式宝剑就躺在那儿，站到凳子上立即就能拿到。

我、达哥、黑泽会一起去美丽城的中国超市买菜聚餐，黑泽挑日本米，达哥选五花肉，我买牛肉。席间听黑泽讲过一个挺正能量的事情：话说当年黑泽认识了一个江苏人，他初中就来巴黎读书。因为生的瘦小，经常被一个在地铁口附近混的同龄阿拉伯少年抢。江苏少年抱着破财免灾的想法，每次出门只带5欧元，于是每次都是5欧元的损失。久而久之，神奇的化学反应发生了，阿拉伯少年因为一直混不到大人们的队伍里，某天深夜来到江苏少年的楼下高喊：“5欧元先生！”这回并非上门打劫，他想找朋友。

这个段子般的神奇故事让我对巴黎有了好感，也可以说，让我对人性有了好感。

虽然这次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让我又回忆起了不少巴黎的不好。但美丽城的叉烧烧肉双拼盖饭、大盒的土耳其烤肉、淋满阿拉伯烤鸡油汁的小土豆，却是我每个周末都无法抵抗的诱惑。除了暴力，人类还有其他的交流方式；虽然想法有些天真，但我希望美丽城这个多种族聚居的街区能用她的美食和多样的文化来弥合一些伤痕。

这不是一篇开“国际地图炮”的文章，不同族裔的人生活在一起，却大小摩擦不断。似乎与种族问题并没有在一些欧洲国家得到足够的重视有关。我不敢妄议大问题，但就我看到的这些故事，肯定不应该仅仅归结于“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套路。

巴黎经历了一个悲伤地夜晚。我不知该如何安慰她。就用曾在美丽城街头歌唱的法国歌手皮亚芙的那首经典歌曲《玫瑰人生》结尾吧：幸福悠长代替黑夜，烦恼忧伤全部消失，幸福，幸福，直至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