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天下279期社评

为什么要写电影《归来》？因为文革，更因为张艺谋的表达方式，还因为放映后的反响。它不仅指向过去，也在映照当下。

《归来》讲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斗室之中，小区之内，最远也就到火车站，核心人物不过二三人。情节也很平淡，大部分时间讲的，是一个平反回家的老右派如何唤醒妻子记忆——因为她已然不记得自己——虽处乱世，并未渲染暴力，更谈不上波澜壮阔。

放映后争议很大。人们对于陈道明、巩俐的演技，大多赞赏有加，异议集中在对历史的态度。批评者认为张艺谋回避历史，淡化苦难，不过拿文革作为噱头，勾引些观众的泪水，以此赢取票房罢了。

争议源于“极简”。《归来》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原书四百多页，讲了知识分子陆焉识结婚、求学、就业、劳改、平反回家的整个过程，而电影主要改编自最后二十多页回家之后的故事。作为电影观众，你不知道陆焉识因何被抓，不知道他在劳改农场经历过什么，也不知道在那个时代，一个右派家庭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好像你迟到了，只赶上一部电影的尾声。

按张艺谋的说法，他用的是“冰山一角”的方式，呈现在银幕上的只是很小的部分，埋藏在水下的部分则由观众自己去补白。他当初拍《活着》是直面大时代，而《归来》则要在斗室之中反映出整个时代感来。张艺谋留下了许多细节由头，等待观众的共鸣想象。倘能如愿，当然是最好的。彼此心照，不言自明，可算是人与人交流的最高境界了。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归来》是在文革刚结束后上映，根本不会有现在这些争议。那时候人人都明白那些没有讲出来的背景，于是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不能自拔。但现在却不是这样，影院里，有人流泪，也有人笑，有人感动到字幕出完才起身，有人无聊到全程都在看手机。如今，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已经不了解那个时代了。理想状态下，《归来》应该二十年前上映，《活着》才应该现在拍摄。

聪明精巧的设计就这样碰上了突兀的现实：张艺谋期望大家都知道，现实却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吊诡之处在于，要说普及效果，张艺谋的电影无疑是最佳手段之一。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不过发行几千本，一本畅销小说，也不过数十万本，而张艺谋的电影，则要以百万千万人次计。但遗憾的是，到了张艺谋电影这个环节，呈现的只是残篇断简。电影中陆焉识没能找回妻子的记忆，电影外张艺谋也没能赢得年轻人的共鸣。

因此而责怪张艺谋是不合适的，责怪年轻人也是不合适的。即便他们如电影中陆焉识和女儿丹丹那样，女儿自责出卖了父亲，父亲自责拖累了女儿，都抢着把责任往自己身上背，我们也知道，这并不能怪他们。以前的原因在于时代，现在的原因在于忘了那个时代。有人说冯婉瑜的失忆隐喻了民族的集体性失忆，这并不是太过牵强的诠释。

把《归来》仅仅看做一部寻常的电影是不够的。有的电影，找到原著，写好剧本，导演导，演员演，剪辑剪，到这里就算完成了；有的电影，还要等到观众走进影院，或哭或笑，走出影院，或弹或赞，才算最终完成。制作者的初衷与接收者的反馈，结合在一起，最终呈现出比电影本身复杂得多的内涵。即便《归来》艺术上有些缺陷，时机上有些尴尬，但正是这些缺陷和尴尬，才体现出它的意义：它提醒我们去了解那段本不该被忘怀的历史。

张艺谋说，他希望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最好是看过电影觉得不满足，再把小说找来看看。与其责备他，不妨如他所说，再去看更多的东西。毕竟，这是一个信息还算充分的时代，我们不必把电影院当做了解历史的唯一途径。即便从一滴水中看不见大海，但一滴水掉下来，总会激起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