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天下275期社论

奉化那栋楼塌了。才建20年就塌了，1人死亡，6人受伤，伤者中1名年轻人截肢，5天后，该楼所属街道的城建办主任自杀身亡。这些天，人们都在看着这件事。

关于此事的讨论很多。比如为何检测出了危房，还是眼睁睁看着它倒塌？现在出了事，居民找谁索赔？而当地政府，又该负何种责任？……这些问题，还在随着事情的进展，等待给出答案。

但事情并不限于此，因为奉化塌楼并非个案，背后实有普遍因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房子，很多都有问题，如今已经进入了“质量报复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4年前说的那句话也被媒体再次翻出来：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只能持续25-30年。

我们经常用“寿命”来指代房屋的使用时间，如果把房子比喻成人，中国很多房子都是英年早逝——英国的房子平均寿命达到了132年，欧洲很多国家都有80多年，美国也有74年。这首先是巨大的浪费，正如我们通过“破窗理论”观察到的，打烂一扇窗户制造了产业的繁荣，但这毕竟是一种浪费，因为修窗户的资源可以投到其他更有价值的地方去。容易被忽略的，则是对情感的伤害。关于农村沦陷的谈论有很多，人们感慨故乡回不去，其实城里人的故乡更是早就回不去了——还有多少城市能保持数十年不变，往往数年间已是面目全非。

于是要问，我们的房子为何不能活得久一点？细说很复杂，倘要往简单说，不外乎三点：修的时候修好一点；修好了就不要轻易拆掉；有问题要及时修缮。然而就这么简单的三点，在我们这里却很难办到。

“修就没有修好”主要是因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八九十年代我们修了一大批粗制滥造的房子，那时候这个国家刚刚从极度匮乏中走出来，无论技术、人才还是标准均未跟上，先有个住的地方再说。此后中国的建筑质量有大幅度提升，但这时候又碰上了“修好了却被轻易拆掉”：一是规划没有预见性，二是官员为了财政收入、GDP和政绩而热衷于大拆大建。而对于“及时修缮”，政府一力主导的危房改造做得还可以，可碰到奉化这种需要多方协调的情况就看出了治理的短板，以至于眼睁睁看着房子塌掉。

经过上述简单的梳理，你会发现最根本的原因源自普遍的短视心态。商人想的是挣快钱，而不是做百年老店——奉化塌楼的原开发商和施工方或被吊销执照，或被分拆，其寿命比短命楼房还要短。而一任官员，想的只是自己这几年的政绩，哪顾得上百年大计，于是“一任市长一个规划”比比皆是。最上心的住户，置身如此环境，可做的已不多，况且房子产权只有70年，百年之后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呢。当所有人都没有百年之计，又岂能有百年老屋？

由此来审视我们的繁荣景象，很多时候是“破坏性的建设”，荒谬的“破窗理论”成了现实运行的规则。我们在很短时间里制造太多的东西出来，能留下的却不多。“政治以及道德理念完全可以写入窗框和门把手。一块石头基座上的一个抽象的玻璃匣子也能够唱出宁静与文明的赞歌。” 这是阿兰·德波顿在《幸福的建筑》一书中说的，建筑不仅仅是钢筋和水泥，还寄托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当社会开始呈现出易碎的品质，我们又到哪里去寻找幸福呢？

也许说得太远了。回到最朴素的体验，人家一个自行车车胎要用上几年，一个水龙头要用一辈子，一栋房子要住上几代人，我们呢？如果刚刚从极度匮乏年代走出来，这样做可以理解，那到了今天，还可以继续这样下去吗？当房子也成了速朽之物，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为之震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