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看天下》第265期社评

一张两元钱的地铁票，因为涉及上千万人，就成了一件大事；又因为发生在首都北京，就成了全国关注的事情。围绕着“北京2元地铁通票制将要终结”这个话题，最近说辞颇多，但就其本质，这是一个事关福利分配的政治议题。 

官方说法是要借此分散高峰客流，降低风险。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早晚高峰主要是上班族，上班族要赶时间，地面公交由于拥堵根本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因此不具备替代性。价格杠杆要起作用，要么涨到一个普通人都无法接受的高位，但这不可能，因为没有正当性；要么就真有一大批人“有事没事坐地铁”，而这完全不符合生活常识，徒增笑柄。其实，相比一两块钱，拥挤本身是更有效的分流手段，大家连“挤成相片”都不怕，足见调价没啥用。

还有一个理由是入不敷出，亏损严重。但对于公共交通来说，经济效益并不是唯一考虑因素，它还是一种福利。从福利角度看，北京的廉价地铁票堪称一个接近完美的方案：它是目前少见的最为平等、最没有门槛的福利，无论本地人外地人均可享受；它的甄别成本几乎为零，默认只要愿意去坐的人都是符合资格的（越是住的偏远的人享受越多，而富人很少坐地铁），没有暗箱操作空间；它还极其实用，在一个超大城市，满足了广大普通人的切实需求……如果要跟现有的医疗、住房福利制度，廉价地铁票简直就是一个学习的标杆。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福利分配：在财政支出限定的前提下，是否应该在公共交通方面花这么多钱？这该由谁决定？当然是花谁的钱就由谁决定：纳税人觉得值，就不多，甚至还可以增加；反之，才考虑涨价的问题。政府要做的，是提供足够多的信息供纳税人参考。如果要分散客流，则需提供调价与分流效果的测算数据；如果说亏损严重，则需提供详细的财务报表，并检讨地铁公司管理运营方面是否有问题；如果说财政压力太大，则要说明赤字有多严重（实际上去年北京市市级公共财政不仅没有赤字，尚有结余四十多亿）；如果要转移到其他方面，则要说明具体的项目与开支。问题是，这些信息是否有足够透明详细？

然后，再由纳税人自己来决定如何分配更为合理。此次传出地铁涨价，在京外地人反对尤为激烈。在外地人看来，同样纳税，享受的福利却不一样，如今连仅有的、能直接感知到的地铁福利也要拿走，感情上很难接受。站在外地人的立场，当然倾向于把福利开支更多分配到那些所有人都能平等享受的项目上，而这是完全正当的要求。身份歧视带来的福利不平等，是达成合理分配共识的一大障碍。不过，对于福利分配有异议很正常，可以通过相应的程序，比如投票表决来解决。问题是，由于外地人在北京没有投票权，只能口头反对。实际上，对于有投票权的本地人来说，则存在如何把真实民意体现为最终决策的问题。。这是更为严重的制度缺失。

既有具体层面的信息匮乏，又有宏观层面的制度缺失，现在来谈该不该调价，尚为时过早。当纳税人对花自己的钱缺乏主导权，政府便反客为主来主导整个进程，结果却是遭到民众的反对。这并不奇怪，而是势所必然。这样一幕我们并不陌生，此前已经上演过无数次了，岂可持续下去而不改变？

有人觉得，民众之所以反对不过是出于“占便宜”心态，当然有这个原因，“占便宜”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但如果仅仅只看到“占便宜”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在政府权力大责任小的今天，正如学者秦晖所说，人们要“右手要自由，左手要福利”，当政府感到“很多权力行使不了，很多责任又推卸不了，最后只好讲，你让我承担的这些责任我承担不了，我跟你商量商量怎么样，这就有民主了。”争取自己的福利，就是在争取国家的进步——随随便便就让出自己已有的福利，是不配做一个纳税人的。因此，当政府想让纳税人做好涨价准备的时候，纳税人应该问政府准备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