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个生命就是66个生命

《vista看天下》第216期
 

66，一个阿拉伯数字，写下来只需要两秒钟，看清楚只需要一秒钟。

如果是66个人名，把它们全部念出来，需要两分钟。

如果把这66个人的身份信息，都登到报纸上，需要接近半个版。

7月26日，北京市公布了“7.21”暴雨遇难人数，共77人，其中已确认身份的66人。当天，中央电视台主播在电视上逐人念出了这66个人的名字；第二天，人民日报在要闻版刊登了66个人身份信息。

完整播报普通遇难者人名名单，这在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的历史上，都是第一次。我们需要去感受这第一次，记住这第一次，并让它成为惯例。

这是漫长呼吁之后的突破。早在十年前，甚至更早，人们已经在呼吁公布死难者名单了。那时候，一年要发生好多起矿难，数以百计的矿工就这么被埋在地下，而人们只能从媒体上得知一个数字，甚至是不准确的数字。那种痛，现在想起来还让人伤心；那种漠视，现在想起来还让人愤怒。人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要求，总是得不到满足？

2004年，包头空难，第一次完整公布了死难者名单。这只是昙花一现，此后数年，仍然是数字，数字，数字。去年，“7.23”动车事故，再次公布了遇难者名单。这仍然只是个个案，更多的灾难，还是数字，数字，数字。这一次，人们又开始呼吁公布名单，几天之后，终于公布了，甚至在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播报了。这当然是进步，但是，这能不能成为一种惯例？

为什么人们如此执着，非要在数字与人名之间纠缠？因为这不一样。

66和66个名字不一样。那不仅仅是写下来更费力，看起来更费神，还告诉我们这后面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是一个个悲伤的家庭，是一群又一群悲伤的人。当央视主播一袭白衣，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往下念的时候，我们慢慢地就伤心了，因为我们想到了那一切。

知道了名字，我们就会想知道更详细的消息；有了更详细的信息，也许我们会看到他们和我们是如此地相似。

郑冬洁，是一位28岁的妈妈。遇难的时候，她的孩子还差三天才满一岁。她给孩子准备的周岁礼物是一串手链，但她已经没有机会亲手给儿子戴到手腕上。

高小兰，36岁，高大力，42岁，他们是兄妹。看着妹妹被洪水冲走，哥哥扑向水中的妹妹，一起被卷走了。他们各自留下了一个残破的家庭。

王静，33岁，高中毕业就从农村来到北京打工。她和丈夫租住在地下室，他们商量着什么时候攒够了首付，就从地下室搬出来。她最后躺在被洪水淹没的地下室。

蔡首江，61岁，他老了，他还有个更老的老父亲。他四五年前才娶上了媳妇，住了几天媳妇就跑了。遇难后，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到处寻找他，他们是年少时的好友。

……

他们都有孩子和父母，都有妻子或丈夫，都怀抱着理想，在现实中打拼，他们和我们一样。很遗憾没有办法写下他们所有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残忍的省略号。

他们离开了，他们身边的人，还将悲痛很久很久，而我们无法体会其悲痛之万一。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是一个残忍的现实。

我们是如此容易遗忘，我们岂能不记取更多？如果只是一个数字，它能够在我们心中留下多少印象？如果生命就像风一样吹过，我们如何承受自己的生命之轻？

从数字，到名字，到故事，到心中难以磨灭的痛，到所有人把所有人的生命看得无比重要。

这是一个很小的切入口，但它要求很大的改变。它要求我们不仅要看到地上的光鲜，还要看到地下的憋窄；不仅要看到城市中的繁荣，还要看到郊区的落后；在所有的地方，我们都需要记住一个标准： 人才是万物的尺度，生命才是最高的价值。如此，当有人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我们才有可能给出肯定的回答。

一个笨人学写字，学会了“一”划一横，“二”划两横，“三”划三横，于是以此类推，以为所有的数字都是这样写的。他不知道“十”、“百”、“千”、“万”、“亿”都不需要划那么多横，只需要写几笔就行了。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听过的故事，笨人成了嘲笑的对象。人类是很聪明的，但有没有想过这种聪明让我们丢失了什么。

有时候，我们需要向笨人学习，比如，一个生命就是一个生命，十个生命就是十个生命，一百个生命就是一百个生命，他们永远也不应该被简化为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