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市长被市民挤到不起眼的位置，后面左侧的高个子是于尔根市长

我采访于尔根市长

国庆期间，旅居德国30年的一位朋友回来探亲，她说：“昨天在798艺术区我碰到于尔根了，他从市长位子退下好几年了，现在从事两国艺术交流，他还让我给你问好。”我很吃惊，一个堂堂的德国大城市市长怎么会记得我，在中国一个区长都不会记得我。可能是几年前他来中国曾经接受过我的采访，并且登载在《新京报》上。

那是北京奥运会举行前的半年多，这个掌管着500多万人口世界著名工业区的要人和当地百姓一起坐经济舱来北京，而且和普通游客住同一宾馆。

作为友人提供这个信息引起我的浓厚兴趣：

一个58岁的德国老人不远万里来北京参加马拉松比赛，这算不算一件新鲜事儿？

这个老人还是德国重要行政区杜塞尔多夫的行政主席，这是不是更新鲜？

这个掌管着500多万人口世界著名工业区的要人和当地百姓一起坐经济舱住同一宾馆是不是难以置信？

但这样的事情我是亲眼目睹并且同他交流了。

那一天在他下榻的天坛宾馆，我见到了这位主席，恰巧我的这位中国女士也是这个旅行团的，她担任了我们的联络人和翻译。我们知道，他管辖的区域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是德国有名气工商重镇，艺术都会。我还知道，2005年全球城市生活质量排名基准城市，行政区内的杜塞尔多夫市位居世界各大名城市第8名（上海和北京分别列102名和132名），可见这位行政区主席决非行政费用拮据才要这样做的。

我们在宾馆的大厅里坐下，这位身高1米90多的于尔根.比朔尔主席只是要了一瓶矿泉水，他微笑着看着我，从而也让我没有了一种仰视感。我问这位主席：“您为什么跑这么老远来参加一个马拉松比赛，而您显然不是为争夺名次和奖金来的。”于尔根主席说：“是啊，我了解在北京马拉松拿上名次需要2小时20分钟左右的成绩，而我需要5个多小时。我主要是对这项运动有特殊的兴趣，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市民来参加体育锻炼，另外借这个机会和我这个地区的市民一起到中国旅游。”我顿时有些不解，像这样一个世界驰名工业区和博览中心的行政主席，怎么会没有机会来中国旅游呢？当我问起这个问题，他耸了耸肩，说：“我两个月以前就来过中国，但工作是工作，旅行是旅行，这需要分开。”

我和这位主席的谈话显然隔着一道屏障，并非因为地位的悬殊，而是他对我提出的问题感到有些奇怪，我对他的“寒酸”做法有些不解。

我接着问：“和几十个市民一起旅游，我怎么感到没有人来和你‘套近乎’，在我们这里，一个县长和县里人出来，都要尊重县长、围着县长、笑对县长、服务县长。”当我的朋友把话翻译给他，他反而不解地说：“行政区主席虽然很累，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本质上还是服务和协调机构。他们找我我也帮不上忙啊！他们如果遇到不公，那要去找法院，法院不会听我的。他们失了业，会有专门的机构帮助他们。他们要进行商业活动，我这个主席权力很有限――所以，他们无需恭维我，你也看到了，没有一个人把我当作特殊的人看待。”

我提出了一个带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不相信没有商人诱惑您，用形形色色的手段追逐利益是全世界所有政府都面临的问题，面对巨大利益，您也许曾经动过心。”由于谈话气氛友好，我也就提出了这个不温和的话题。

他沉思了几秒，说：“腐败问题全世界都有，德国也不例外，但是要这样做的确很难，因为新闻监督很厉害，对我这样的主席捕风就可以捉影，司法追查起来也毫不客气。而且可以坦白地说，我这个主席掌握的资源很有限，他给我几十万欧元，我不值得，如果碰上给我给我几百万欧元的，我只有逃到南美隐居起来才踏实，可那种日子绝对是惊弓之鸟，而且永远不能回到自己的故土。”

我又问：“做为杜塞尔多夫行政区主席，我发现您似乎没有秘书和警卫？”他说：“秘书怎么可能带出来参加旅游呢，我来都是自费，他来也要自掏腰包。至于警卫，我在德国也没有，只是几个月前，我们的行政区颁布了一条移民的新法律，行政区为了预防一些移民会有过激行动，临时给我的住所配备了警卫，因为我的住宅也和居民在一起，事情过后，也就没有了警卫。”

正聊到兴头，一个同团的旅行团团员来招呼他去拍照，而且大厅里已经有二十几个德国人拉起“祝北京08奥运会成功的横幅”，这位行政区主席歉意地站起身，和我握了握手，说：“我们的谈话只能结束了。”

我看到这位主席挤进了队列，那些他管辖的市民也没有给他面子安排在正中，而是把他“冷落”在左侧，也许这种毫不在意更能体现与民同乐的感受吧？

我的朋友告诉我：“德国就是这样，老百姓对当官的不那么在意。他当政的时候经常利用星期天带几十位位市民郊游，在忙乱中忘记了付喝咖啡的两欧元，没有一个人为他代付，还是咖啡店老板亲自提醒他，他才有些歉意地付了费。”

这位朋友还说：“这位主席参加这个马拉松旅行团也是给当地制造一个效应，让大家多多参加健身运动。在德国，政府和老百姓特别注重锻炼，所以体育产业才有那么大市场。过去两德没有统一，民主德国在奥运会上的金牌都曾经超过美国。但两德统一后，金牌反而远远赶不上昔日的东德，好像大家都感到，全民健身比金牌更重要。”

那一刻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德国市长如此小心翼翼，也未必是他们生来平易近人，更不是他们不喜欢公款消费，而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要想官员清廉，与其依靠人的觉悟，不如一个周密的制度。我不由想起后来德国总理默克尔来中国访问，她的不少生活细节，让国人津津乐道。比如，和一般住店客人一样去普通餐厅就餐，而且不进VIP包间。在拿食物时，一不小心把麦片面包掉在地上，她不让赶过来的餐饮经理帮忙，而是自己将面包捡起，放回了自己的盘中。

回忆和于尔根的聊天，再看默克尔故事，我终于明白，德国的确“就是这样”。 一个国家如果老百姓不惧怕当权的，那老百姓一定是公平幸福的，反之呢？我不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