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黄穗突然要代表澳大利亚打比赛，她会在被彻底遗忘中继续拿着纳税人提供的工资。虽然黄穗所在单位在事发几天后做了解释，但这种中国式的辩解很雷同、很无力也很难让人相信。即使这样，他们还是承认一直按运动员的工资在发着。事情的离奇还在于为找到她登过寻人启事，询问过家属也称不知去向，这完全有悖常理。但管理部门的容忍甚至麻木令人愤慨。说穿了，封官耗费的是国家而非私人资源，发“空饷”由纳税人买单。如果是他们自己的私企，恐怕一个月就下逐客令了。

关于中国运动员的退役安排，实际上已经是“双轨制”。已经走向职业化的足球、篮球，就没那么多“负担”。运动员离开球场就自己去谋生，无论挣了大钱一辈子无愁还是付出了青春后半辈子需要打拼，都一把一利索，至少不可能出现黄穗失踪领“空饷”的怪现象。而且体制外退役运动员没有公务员的一切优厚保障，他们可以做教练乃至少儿教练、打工，会更有危机感也更有干劲儿。

对于体制内退役运动员的安排，中国基本是马太效应，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既有当官做生意拿奖金拍广告多管齐下成为千万亿万富翁者，也有艾冬梅养不起孩子、邹春兰搓澡的惨状，而她们毕竟还获得过一定级别的冠军，还能通过媒体呼吁改变现状，绝大多数没出成绩的连呼吁的资本也没有。

对于让运动员从政自80年代就有争论。人们争论后的基本共识是运动员当然可以从政，但值得商榷的是数量是否过多、一切以金牌划线是否合理，而黄穗事件更提出一个亟待重视的问题，就是金牌运动员从政后是否可以超越法律我行我素。黄穗5年前离开国家队，对她的安排可以称呵护有加，就在她退役之前，湖南羽球中心已为她提供了副主任一职。令人不解的是黄穗并不领情，自从退役后就基本没有上过班，5年期间工资照发。主管单位对此解释是“她是运动员，处理时比较谨慎”，说轻点这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潜规则，说真点这是违法乱纪。黄穗作为公务员，必须在《公务员法》的约束下行事，法律规定公务员旷工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应予以辞退。而黄穗已经达到规定的几十倍了，主管单位不仅是不作为，甚至已经涉嫌违法。纳税人有理由对此提出质询并要求得到答复。

金牌是体育界的GDP，金牌光环下掩盖的诸多问题有增无减，黄穗事件让人们看到另一种负面效应，那就是对金牌运动员既要一包到底还需要保持特权，哪怕做的已经超乎寻常的过分。

金牌固然重要，但是不讲成本甚至已影响体育全面发展的弊端也显而易见，事实证明金牌对推动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作用甚微。而且用举国之力产生过剩的人才与某些项目的金牌垄断，已经让人产生疲劳。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范围内很靠后，为金牌虽然不能锱铢必较也不该挥金如土。黄穗“失踪”数年突然穿上带澳大利亚国旗的球衣，有人觉得说明中国好球员多值得骄傲，但中国有必要用拿纳税人的钱去为别人开球星兵工厂吗？而世界上哪个体育大国会如此豪爽大方？

（本文为我给体坛周报写的专栏，已于今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