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一节论证了北京语言是开放型文化传统影响下形成的，到了蒙古族统治者灭金建立元朝后，也同样如此。

公元1272年把金中都燕京改建成大都，大批蒙古人因此来到大都。原金朝统治下的汉族人和契丹、女真同被称为“汉人”，是低于蒙古人、色目人、高于“南人”（主要是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人）的“三等公民”。蒙古族统治者这种分化汉族的政策，使得原居住在大都的汉族人地位不同于“南人”，和契丹、女真人能够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同时又被和新来的蒙古族人相杂居，和蒙语产生交往。蒙古族统治者和契丹、女真族统治不同，在入主中原以前，和汉族接触较少，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很小，所建立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汉族地区不过是其中一部分。原住在大都的汉族人和蒙古族人原来并没有太多交往。元朝统治者强迫汉族人学蒙语，有少数蒙语词汇如“胡同”等确实也被当时大都话所吸引，而“大夫”这样源于女真族的语言也一直流传到今天。但是蒙汉两种语言的接触是比较突然的，文化背景又相差较大，再加上时间还不到一百年，因此，蒙语对元大都话的影响并不很大。由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 北京话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当时虽然明文规定蒙古话是国语，但汉文化的同化能力实在强大，实际上蒙古的老百姓和王公贵族都学会了大都话， 而且从心里喜欢讲大都话，于是大都话通过新的统治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所谓元大都话，实际是辽金两代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民和契丹、女真等族经过几百年密切交往逐渐形成的，到元建大都时已趋于成熟，成为现代北京话的源头。

元大都话的面貌，以元杂剧和散曲的大量流传而得以让后人全面了解。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元代白话剧与北曲之所以发达，是由于少数民族不懂汉语文学里那些典雅的文句，因而作者不得不迁就他们的缘故。这个说法未免狭隘，它无法解释元杂剧广博的体裁和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元杂剧自1234年至1367年短短的百余年间，便有五六百出剧本问世，也就是说，平均每年就有五种以上产生，其盛况可知！元杂剧的繁荣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其语言之通俗易懂，贴近生活，而同时能把文人案头的情致和百姓的精神需求融为一体，乃是一个重要原因。王实甫的《西厢记》，更是破天荒地写了洋洋大观的五本，语言功力达到极致。如第四本第三折写崔莺莺为张君瑞饯行时的心情，而语言的运用又让我们感到，历经如此漫长的时光，与后来的北京话有那么多相通之处，尤其“儿”字的运用，更让我们感到亲切：

“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得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 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将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搵湿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

暖溶溶玉醅，白冷冷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眼面前茶饭怕不待要吃，恨塞满愁肠胃。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

笑吟吟一处来，哭啼啼独自归。归家若到罗帏里，昨日个绣衾香暖留春住，今夜个翠被生寒有梦知。留恋你别无意，见据鞍上马，阁不住泪眼愁眉！”

这是多么隽美的白描情曲！又是多么凄婉的别离哀歌！像“熬熬煎煎、娇娇滴滴、昏昏沉沉、凄凄惶惶、暖溶溶、白冷冷”这些重叠式形容词的大量运用，“车儿、马儿、被儿、枕儿、衫儿、袖儿、书儿、信儿”等儿化词的大量铺陈，可以说极尽调动了北京口语中那些极富表现力的生动形式，表现了崔莺莺当时的叵切心态。这是典型的北京话，也是典型的北京文学，连缠绵悱恻的故事里都透出一股奔腾流泻的气势来。这显露出北京语言史上又一个高峰。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老乞大》和《朴通事》两本书，是旧时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会话教材，真实记录了当时北京口语的实际，是元代北京话的直接记录。先看《老乞大》里的一段白话：

“咱们结相识行时，休说你歹我好，朋友的面皮，休教休了。亲热和顺行时，便是一个父母生的弟兄一般，相待相顾盼着行。朋友们若困中没盘缠时，自己钱物休爱惜，接济朋友们使着。朋友若不幸，遭着官司口舌时，众朋友们向前救济着。若不救时，旁人要唾骂。有些疾病时，休回避，请太医下药看治着；早起晚夕，休离；煎汤煮水，问候着。若这般相看时，便有十分病也减了五分。朋友有些疾病，你不照觑他，那病人想着没朋友的情分，凄惶时，纵有五分病，添做十分了。”

这段话今天读来和现代北京口语还是有些差异的，但和元曲相比则如出一辙，只不过是元曲里更艺术化些而已。而更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朴通事》里讲述了一段孙悟空车迟国斗圣的故事，这时代远在吴承恩《西游记》成书之前：

“唐僧往西天取经去时节，到一个城子，唤做车迟国。那国王好善，恭敬佛法。国中有一个先生，唤伯眼，外名唤‘烧金子道人’。见国王敬佛法，便使黑心，要灭佛教，但见和尚，便拿着曳车解锯，起盖三清大殿，如此定害三宝。一日先生们做罗天大醮。唐僧师徒二人，正到城里智海禅寺投宿。听的道人们祭星，孙行者师傅上说知。到罗大醮坛场上藏身，夺吃了祭星茶果，却把伯眼打了一铁棒；小先生到前面教点灯，又打了一铁棒。伯眼道：‘这秃厮好没道理！’便焦躁起来。到国王前面告未毕，唐僧也引徒弟到王所。王请唐僧上殿，见大仙打罢问讯，先生也稽首回礼。……”

这个故事后来被吴承恩收在名著《西游记》的第四十六回里，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元明时期北方的北京话和南方的淮安话之间的差异。像这样不加修饰，纯用口语叙述故事的资料，可以算是真正的北京民间文学了。

元朝灭亡以后，再不见北京有多少语言精采的作品流传，这个谜也只能从语言状况解获。因为明建朝以后，政治上趋于统一和稳定，但事实上却没有形成元大都时的那种景象，就连轰轰烈烈的杂剧运动也把重心移到了南方，最终发展成南戏以至后来的昆剧，中国戏剧文学史实现了一次不可思议的自北向南的中心转移。究其原因，还是在于首都北京的语言状况已不那么纯粹一致，而影响了文学的发展。

（感谢著名语言学家张伯江接受采访和对本文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