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方言的生动、鲜活、简洁、明快，北京方言之所以有这样鲜明的特点，又是和隐藏的其背后的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是由北京文化悠远的开放型传统决定的。

为什么说北京文化的特点是开放型的？这个命题似乎与人们惯常的认识相悖。那精巧的四合院，那厚重的城墙，那环围的护城河，那狭窄短小的胡同，那拥挤的茶园戏馆，那稠聚的花市鸟市……似乎都是一个封闭式文化圈的典型形象，然而，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独特文化景观。我们细细考察一下这些现象就会发现，这种种似乎是北京专利的文化现象却几乎没有几样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如胡同来自蒙满传统，戏园借自于南国，京剧产生于徽汉，胡琴传自番邦，手工艺则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北京方言更是最鲜明地反映了北京文化兼容南北不同民族不同风格语言和方言特征的集中表现。

自古以来，北京文化不仅辐射能力强，吸收能力也强。有个奇怪的现象曾经使人感到匪夷所思，在北京建都的统治者长时间为经济不发达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但北京话最终成为最接近国语的语言。其实完全可以解释清楚，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不像中原统治者有那么多“华夷之防”，他们保守思想少，进取心强，对源远流长的汉文化不仅不排斥，反而认真学习，不仅使中国固有的儒道并存的格局保持下来，而且把北方的萨满教、西藏的喇嘛教，甚至欧洲的天主教、中亚的伊斯兰教吸收。连元大都宫室建筑工程总管都是大食国人，白塔寺建筑的主持者是尼泊尔人。元大都在吸收国外的科技思想和技术人员方面，要强过后来很多汉族统治者。到了明代、清代，北京仍然善于吸收其他文化，这使它自身不断完善壮大并充满活力。

北京的语言也如此。

北京话在辽金时期就可能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结构最简单的汉语方言

汉语方言人们一般认为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即以《切韵》为代表的隋唐汉语的结构系统，只是在不同地域受各种人文地理因素影响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演变，才形成了现在的方言差异。这也是各方言之间虽差别明显但却对应严整的原因。福州人和郑州人，广州人和西安人，走到一起可能谁也听不懂谁在说什么，但仔细分析他们的语音系统、语法结构和词汇规则，却能清楚地找到隋唐语言系统的辐射脉络。关于北京话，学者们过去也是这样认识的，理论上也可以顺着这个脉络找到某些规律，但同时又有不少匪夷所思的现象不得其解。这些问题必须联系北京的社会历史变迁踪迹的考察才能得到准确的答案。语言学者新近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北京语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证明。

从千余年来的社会政治状况看，可以说北京是由汉族和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共同建立起来的。唐代时北京属幽州，是北方的军事重镇。由于邻近北方少数民族，当时的幽州地区已经居住着相当多的少数民族。公元936年，石敬塘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北京地区从此脱离中原汉族的统治，成为辽金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南方重镇。契丹把析津府（今北京）定为南京，成为辽代五京之一。金灭辽后，定为中都。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县南）迁都到中都燕京，这是北京正式成为一国之都的首次。从辽到金，北京的政治、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大量的北方少数民族不断涌进现在北京地区，原来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民和北方少数民族杂居在一起，被迫或自愿加强了与我国东北地区的联系，和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广大汉族人民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离，交往也受到严重阻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达三百年之久。和外族语言长期密切接触，和广大中原地区的本族语言反而关系疏远，北京话从一千年以前就开始处于这种和其他汉语方言完全不同的特殊语言背景中。这种语言背景对北京话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使得北京话在辽金时期就可能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结构最简单的汉语方言。

（感谢著名语言学家白公对本文的指导帮助，本文为我的著作《当代北京语言史话》（当代中国出版社）中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