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弃文从理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

钱伟长（1912—2010）， 无锡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院士兼长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著述甚丰——特别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

钱伟长的父亲和七位叔父都是文化的饱学之士，是现代大儒钱穆先生的侄子，从小接受了良好的传统经典教育。

小学时期，钱伟长主要学习国文和历史，15岁考取“苏州中学”读高中。钱伟长文史成绩优异，自幼就将史记汉书烂熟于胸。苏州中学的数学老师严晓帆、地理老师陆侃舆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钱伟长经常在严晓帆老师的宿舍中学习，向严老师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步入青年时期的钱伟长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愈来愈浓，但理工科目的成绩却不理想。他在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历史和语文成绩分别是100分和99分，而理工科目都是20分、30分，但总分数不低。1931年，报考时，被清华、交通、武汉、中央五所名牌同时录取。他按照叔父钱穆提议，进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根据钱伟长的回忆，当时清华入学的语文科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钱伟长仅用了45分钟便写成了一篇450字的赋，出题目的老师想改，但发现一个字也改不了，于是给了他100分。历史科题目是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等等。钱伟长因为从小背过二十四史，历史科他也得了满分。

除了优异的文史成绩，钱伟长的数理化，英文四门课，加起来却一共只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因为从未学过，考了零分。钱伟长入学后的第二天，即发生“九一八事变”，这给他的思想带来了强烈的刺激，在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下，他最终下定决心，准备转学物理系。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最初并不同意让钱伟长转学物理，因为他的理科基础太差，钱穆当时也对他说：你这基础想学物理象是空中楼阁。但这并未让钱伟长退缩，经过一个星期的软磨硬泡，吴有训终于被钱伟长的诚意所感动,同意钱伟长到物理系试读。钱伟长十分高兴，回去拼命地学习数理化等科目。那一年，他除了吃饭睡觉，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物理、数学和普通化学上。

开始的时候，钱伟长像学古文一样，熟读各种物理学书籍，把其中的公式定理背得滚瓜烂熟，但效果却不理想。每个星期20分钟的课堂测验，他竟一连7个星期都不及格，真是欲哭无泪。吴有训教授见他如此用功，考得却这样糟糕，就找他谈话。没想到钱伟长进办公室的头一句话就说：“吴教授，请你不要让我离开物理系，我会赶上来的。”

吴教授见他忐忑不安的样子，微笑着说：“哪个要你离开物理系了？叫你来，只是想告诉你一些学习方法。”他顿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学物理不能像学中文那样追求文字的记忆，而要体会其深刻的概念和含义，要学通，通就是懂，只有懂了才会用，会用了自然记得了。”钱伟长长舒了一口气，仔细品味老师的话，才恍然大悟。他回去以后，一改先前的学习方法，开始在“通”和“懂”上下功夫。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期结束，钱伟长的物理考试及格。第一学年期末考试中，他的数学、物理、化学以及外语等科目的成绩都达到80多分，得到了素以严格著称的吴有训教授的认可。随他一同转学物理系的五个人中，后来仅有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

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清华的整个物理系只有八个人顺利毕业。

钱伟长的这段“弃文转理”的经历和他日后在科学研究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他后来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最终在物理学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感悟】

1.从语文素养的形成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途径只有三条：即多背、多读、多写。

从钱伟长的事例来看，他文史成绩优异，自幼就将史记汉书烂熟于胸就说明了这一点。

单就“多背、多读”而言，过去我们都错误理解了西方的认知理论，以为不论学什么东西都必须由浅入深，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其实学数学、学技能等知识必须如此，可是学文化，学艺术是未必这样。由于有了这个盲点，我们便对孩子实施“懂得（理解）才能教，教了才会懂”的教育，结果错过了孩子大好的学习时光——尤其是语言积累的大好时光。著名小学语文教育家张庆曾经说过：“学理如筑塔，学文如聚沙。学语文是“无序”的，就是今天读一篇，明天读一篇，今天记住一个字，明天学会一个词，日久天长，积累多了，这个工具就拥有了，说话、写文章，就越来越自如了，就能出口成章、下笔成文了。”“学语文好比在天上布云，云布得越厚，雨下得越大；又好比在口袋里攒钱，钱攒多了，就不愁花不出去。” 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在语文素养提升上就应该做到：

首先，依据儿童的年龄特点，促其大量储备。当代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的记忆有两种：一种是机械记忆，一种是理解记忆。小孩子（一般在0～13岁）理解能力差，主要是以机械记忆为主，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能力逐渐增强，记忆力也由机械记忆转化为理解记忆。前一种记忆较慢，但有一特点，只要记住了的东西，将终生不会忘记；而后一种记忆记得较快，但遗忘的也较快。少年时代理解能力较差，头脑单一，没有闲杂思绪困扰，精力充沛，记忆力强，记住的东西会终生不忘；青年时代以后理解能力较强，而记忆能力相对较弱。这就是人的记忆特点。明末清初有位教育家叫陆世仪早就阐述过这样的观点：“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相当于现在的13岁）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识既开，则多悟性少记性。故凡所当读书，皆当自十五前使之熟读，不但四书五经，即如天文、地理、史学、算学之类，……若年稍长，不惟不肯读，且不能读矣。”（《论小学》）这个年龄期必须引领学生下苦功夫积累大量的经典，否则，“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学记》）陆世仪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虽然当时没有接触过当代心理学，但是他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以及自身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正与现代心理学的原理相契合。这说明，自十五岁之前，人的记性是最好的，应抓住学生年龄小、记忆力强的特点，让学生多记些东西，哪怕当时不理解，也要先背下来，储存起来，慢慢就理解了，这就好比牛儿吃草一样，囫囵吞枣先吞下去，然后卧下来慢慢地反刍。我们不能等学生什么都理解以后再去记忆，那样大好时光就错过去了。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强调：“我坚定地相信：当儿童还没达到需要在课堂上和家庭里记忆和背诵的那个时间时，就应该特别关心他的记忆力的培养。学前和小学学习期，是为牢固的记忆力打下基础的最佳时期。……在小学里，应当打下记忆力的牢固基础；而让儿童在教师指导下，在直接认识周围世界的过程中，去探索、获取和掌握的知识，就是记忆力的牢固基础。”（《给教师的建议》100至101页）

其次，依据汉语的特点，以感悟来提升语文素养。

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感悟文化。正如原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所言：“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本上是一种感悟文化，而不同于偏于分析的西方文化。要真正‘进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就必须以感悟为基础。我们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发蒙时，老师不作任何讲解，就让学生大声朗读经文，在抑扬顿挫之中，就自然感悟了经文中的某种无法（也无须）言说的神韵，然后再一遍一遍地背诵，把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像钉子一样地楔入学童几乎空白的脑子里，实际上就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读书人的心灵深处，然后老师再稍作解释，就自然‘懂’了，即使暂时不懂，已经牢记在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一定的阅历，是会不解自通的。这样的教育法，看似不科学，其实是真正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特点出发的”。刘国正先生在回忆他的语文老师的教学时也有过一段令人深思的话，他说，先生“除了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难之外，很少讲。一讲，话也不多。只是说，这句，妙啊！妙在这字。这篇，妙啊！妙在这一笔，掀起绝大波澜。说‘妙啊’的时候，眉飞色舞，好像许多所以妙的道理尽在不言中了，但他喜欢吟咏，吟到得意处，音节铿锵，声震瓦屋。学生们也就跟着吟咏，跟着铿锵，许多诗篇的妙，是在跟着吟咏中体会到的。”就是以这样的感悟为基础，经过反复吟诵，再经过反复写作实践，学生往往就在润物无声中，在潜移默化中，让中国诗文的“灵性”内化为自己深层的写作素质，转变为吐纳自如的写作能力。著名作家巴金六岁在家塾就读，随先生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古文观止》等传统蒙学读物。他在《谈我的“散文”》中回忆说：（小时候）老师平日讲得少，而且讲得简单。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叫学生多读书、多背书。我背得较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的散文选集。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但是当时也只能说是似懂非懂。可是我有两百篇文章储蓄在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样一来，我就觉得写文章比较容易些了。我仍然感谢我那两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二十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

一方面，汉文字不仅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更是记录文化的符号。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它不同于表音文字，它是以双音节词为主，极富有音乐节奏美，平仄声音整齐有序，讲究抑扬顿挫，读起来琅琅上口，铿锵有力，易让人在背诵中领会其含义，并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明白语言所负载的意蕴所在。

第三，积累必须选择经典。梁衡在《读经典，收获的是“种子”》中说：“不管读哪一类作品，一定要读经典，这样你收获的就不只是粮食，而是种子”，“利用这颗种子，种出一棵属于自己的树。”

我国语文大师张志公先生曾一度指出：“取传统启蒙教育中行之若干世纪证明它确实符合汉语特点而富时效的精华部分为今所用并结合容纳时代要求的内容，融为一体，这绝非复古，而是一定意义的创新，是弘扬祖国文化遗产在某一实际工作中的落实……”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针对背诵经典也多次强调：“背诵名篇，非常必要。这种方法似笨拙，实巧妙。它可以使古典作品中的形象、意境、风格、节奏等都铭刻在自己的脑海中，一辈子也磨洗不掉。因此，才可能由于对它们非常熟悉而懂得非常深透。” 当代语文教育家洪镇涛也说：“我国传统语文教学有很多糟粕，应当摒弃。然而，多读，多背，在读与背中去感受、领悟，从而形成语感，这确是传统语文教学中合理的内核。几千年来，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就是沿着这条路成长起来的，更不用说那些灿若星辰的众多的华章大家与诗人。”

五四运动时期曾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巨匠，至今难以超越，这是因为五四运动后引进西方学校教育制度，废除了童蒙养正阶段诵读中华文化经典的传统，使得我们不再拥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童子功。尤其是“五四”运动一班人认为，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落后，备受列强的欺辱，是受传统文化的拖累。为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推翻旧文化；打倒文言文，推广白话文。当历史的车轮走过了一个世纪，我们今天再冷静审视，它对中国的发展走向当然功不可没，但对传统文化的一概抛弃显然失之过偏——没有很好地去区分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考验积累起来的精华，什么是后来人穿凿附会、肆意曲解加进去的糟粕，把精华和糟粕一起抛弃，就像倒洗澡水一样把孩子也倒掉了。矛盾先生曾坦承，“五四”以后中国学生的国文水平下降了。这里我们并不是一概地反对现代语体文，而是必须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机结合，如果只是停留在让孩子读类似于“小鸡叫，小狗跳”等一些浅白的、毫无文化的文字，结果使我们的孩子变成只学语言，没有文化，更谈不上发展思维、修善养德了。

2.把握“成才”的标准与内涵。                

我们一再追求面向全体，让每个人都成才。但是从客观角度说，按我们时下的教学组织形式——班级授课制——现状来看，当一个行政班级组合好了以后，我们的课堂教学永远存在着好的同学吃不饱、差的学生消化不了的现象。因此让差的学生吃得好，让好的学生吃饱就成了百年来一直困扰教育界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级的难题了。由此人们提出一个思路，课堂教学要面向多数，兼顾两头。面向多数，兼顾两头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当一个老师个体面对一个教学班的群体的时候，既要面向多数，又要兼顾两头，有可操作性，这只能解释为正确的废话，事实是在时下的班级授课制中是做不到的。

其实，教育方针提到的“面向全体”和“全面发展”，其内涵是：“面向全体”就是有教无类、一个不丢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全面发展”则不是专指一个人的各个方面都发展，那样也是做不到的。其内涵应该是面向每个人的个性，使其得到生动活泼地发展。

换言之，只要是发展了每个学生的个性就是“面向全体”和“全面发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尊重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教育规律，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得到发展。”这里的身心发展主要就是促进学生个性健康发展，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打破一个模式培养人的做法。

那么，怎样使“人才”真正地脱颖而出呢？因素很多，我想，重要的就有两条：一是，必须改造我们的课程。李希贵校长曾一度强调：“一所学校只有课程改变了，学校才会改变；只有课程有特色了，学校才会有特色。”因为，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归根结底都是通过课程来实现的。如果课程设置的不合理、不科学，教育就会偏离方向，培养出的人才就会有问题。如何做到既面向全体，又能使个性得到发展，北京十一学校设计的“主题课程”和“个性课程”，以及采取“走班制”的做法，给我们很大的启迪；二是，必须改变我们的评价方式。如果评价方式不科学而侈谈教育改革，就是在建筑空中楼阁。

如何改变我们的评价方式呢？近期，看到一篇余云辉的文章——《给新任教育部党组书记怀进鹏同志的建言——改革九年制义务教育，增强国家长远竞争力）》，我们可以从中受到很多启发。下面援引文中的几段话：

“基础教育不应该增加课程和作业的广度和难度。各学科的基础教育不仅要强调人人需要过关，而且要强调人人能够过关，从而让偏科学生、偏才学生完成其它学科的学习没有压力，为未来培养拔尖人才营造良好的环境。”

“目前升学考试制度要求学生各门功课成绩均衡，才能提高升学的概率。这对偏科偏才的天才学生的升学是很不利的。按照现在的考试制度，物理成绩仅考5分的钱伟长只能完成初中学历，根本无法考上高中和大学。纵观古今中外，绝大部分顶尖人才并不都是全科的天才。”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只强调统一要求，而忽视学生个性的培养。中国传统的好学生的评价标准只是体现了它的全面性。而现代社会对人的个性发展已经达到了充分重视的程度。

3.学习必须讲究方法，而且是符合学科特点的方法。

首先，学习方法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这是毫无疑问的。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教会学生学习方法比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我们的古人也早就说过：“授人以鱼仅供一餐之用；授人以渔则终身受用无穷。”学习的目的在于用，即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一位大学校长说得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如同猎人进入森林，我们应该教给他们使用猎枪，而不能老让他们带干粮。”

其次，学习方法必须符合学科特点。当代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教授说：“不要教死知识，要授之以方法，打开学生的思路，培养他们的的自学能力。”故事中针对钱伟长不科学的学习方法——在学习理科采用了学文科的方法而导致学习耗时、费力，成绩不佳的现状，他的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学物理不能像学中文那样追求文字的记忆，而要体会其深刻的概念和含义，要学通，通就是懂，只有懂了才会用，会用了自然记得了。”钱伟长仔细品味老师的话，才恍然大悟。他回去以后，一改先前的学习方法，开始在“通”和“懂”上下功夫。最终成为举世闻名的动力学专家。这个事例充分说明学习方法对学习效率的重要性。

钱伟长弃文从理的故事还告诉我们，人在奋斗中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心理品质问题：即人的发展总体趋势是受个人的个性特长制约，但是只要相信自己，勇往直前，扬长避短，不断地挑战个人极限，超越自我，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回顾钱伟长近百年的人生之路，爱国是他终生不渝的情怀。小时候，钱伟长便喜欢读古典文学，岳飞、杨家将精忠报国的故事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都曾激荡过他幼小的心灵。“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钱伟长刚刚跨进清华的校门。他本来是立志学中文的，可是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灾难却让他感到，要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不受别国的欺负，就必须有强大的科技。他毅然决定弃文从理。在他的心中：“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正是这种爱国信念的激励，钱伟长走上了科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