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改革，应该站得高一些，眼光要宽一些

特级教师于漪曾经指出：“观念的转变影响着改革的全局，观念转变了，就能够居高临下，看得清楚，看得透彻，纠缠在一起的问题也比较容易剥离，一通百通。”我们喊了多年的教学改革，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发挥主导，少一些“滔滔讲述”，多一些“引导启迪”，要求老师要从“台前退到台后”，将学生推到“台前”唱主角。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又回到了一讲一听之间。什么原因？还是观念没有得到彻底转变所致。

要想真正改变我们的教育行为，必须高屋建瓴，真正认识，我们从事的事业到底结果为了什么？

一、树立正确的“人才”观

究竟什么的人能够算得上是“人才”？难道考上一所好的大学，或者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每次考试都是第一（或者满分）就是人才吗？非也。学历不等于能力、考试成绩不等于素质，这可能在人们心中已经形成共识。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一个学生在学校学习过程中，成绩总是平平，甚至有的在教室里面坐不住，“调皮捣蛋”时有发生，但是他们走向社会，能力不一定差，而且大有作为的大有人在；反之，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甚至是高考状元，走进高一级学校，便“泯然众人矣”，走向社会后，事业上没有多大建树的也是比比皆是。所以然者何？应试教育过分注重分数所至也。

我们时下的教育体制以及教育行为太过于重视考试分数，而忽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记得曾经看过一份资料。说的是一位中学生，天生聪颖，有着较强的学习力。但是他却有一个马虎的性格，或者说做事情喜欢“观其大略”——“目见全牛”，而后像“庖丁”一样慢慢去“解牛”。结果导致在平时的每次考试总是因为马虎得不了满分，有时还不及格，临到高考时也是因为马虎以1分之差没有迈进大学的门口。后来家里为他筹款自费到美国的一所大学就读。半年以后教授发现他对待什么都非常感兴趣，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不时把教授问得哑口无言。最主要的是，他还有着非凡的组织和领导能力（“目见全牛”后的整体谋划能力），一年后被聘为校长助理。后来，他在物理学的某领域中业绩突出，荣获诺贝尔奖。试想，按着我们应试的眼光去看待他，很有可能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就被扼杀在摇篮中了。

这里我们简要分析一下，分数为什么代表不了一个人能力的全部。

从心理学角度看。成就人的因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智力因素，一个是非智力因素。智力因素是显性的，人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比如，考试分数就属于这方面；而非智力因素是隐性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如，兴趣、爱好、理想、信念等。这些东西是很难通过考试看得出来的。然而恰恰就是这些因素对一个人将来的成就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还可以用物理学中“浮力”的特性做一类比：一块冰块浮在海面上，露出水上面大约占1/5（相当于人的智力因素），隐藏在水下的大约占4/5（相当于人的非智力因素）。而恰恰促使它稳定地往远海前行的决定性因素是那4/5。当然，不是说那1/5没有用。

从哲学角度看，世界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两片树叶。有人说，黄沙如海，找到绝对相似的两粒沙粒。那么，可以说，人海茫茫，教海无边，我们也绝对找不到两个完全相似的学生，由此说明学生的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他们这方面不行，可能那方面优秀。比如，有的学生学习成绩差，但模仿和表演能力很强；有的学生学习数、理、化钻不进去，但却能歌善舞；有的学生对文化课学习不感兴趣，但是酷爱体育和美术；有的学生组织能力强，还有的学生善于交际等等。如果教师对这些学生的特点及时发现，给予珍视，并注意正面引导，这些被考试分数一把尺子“判决”为“不可造就”、“朽木不可雕”的学生，很可能走向社会就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例如，郭沫若中学时代毕业考试国文得了57分，但却成了中外闻名的作家、文学家；再比如，著名画家蔡志忠有画画的天赋和兴趣，但功课一般。初二那年，一位新来的老师一段话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这位老师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应该走读书这条路，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从读书中获得最大的益处。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反省，自己现在走着的路是不是应该走的路，自己现在做的是不是真心想要做的事。”这段话促成蔡志忠果断地中断学业，背上行李去台北漫画界闯荡，若干年后，他成了华人世界中影响最大的漫画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明确我们的教育是重知识的传授，还是重能力培养

原北大校长蔡元培云：“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学校要帮助孩子逐步脱离老师和家长，最终自己去做事情。”这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其实都是在为学生明天的成长做准备，一次次地准备，一次次地积淀，当学生离开了学校，当他们离开了学校的教育，离开了老师的教导，他们依然可以抖擞前行，这应该是教育的一种厚度吧。北京十一学校的李希贵校长曾指出：“教育要为学生的美满生活做准备。”——什么是教育，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的培养，把学生送到“高速路口”，让他们可以从此稳健地踏上更远的征程。

就什么素质问题，爱因斯坦概括地说：“我们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都忘掉之后剩下的就是素质。”那么，所学的知识，剩下的对学生的一生具有恒久性影响的东西是什么？显然，只有理想、道德、能力和习惯。

那么，何谓素质教育？有位专家讲得很具体，通俗也很贴切，他说：“素质教育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我们教给学生的东西，能管学生一辈子，能使学生受益终生，这就是素质教育。”

不是吗？当人们从学校毕业步入社会之后，当年老师教给的知识还有多少能长久地留在脑海里？又有多少对一生的生活和学习起作用呢？应该说，一是，所剩无几，二是，能长久惯用的很少。而真正使人们受益终生的，恐怕只有受老师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影响，长期点滴积累的道德、思想、能力和习惯吧。

国家教育部师范司原副司长袁振国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曾举一个例子：“一位中学校长，他教高三毕业班化学。两年前，他所教四个班化学高考的平均成绩是94分，两年后，他那同样的试卷对这些同学又进行了测试，结果平均成绩只有16.3分，而且所得分数，主要是与化学思维方法有关的内容。换句话说，具体的知识和计算方式几乎遗忘殆尽。”

仅仅过了两年，所学知识便“遗忘殆尽”。再过五年、十年呢？结果不言而喻。

诚然，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定系统的掌握知识的重要性。思想、道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良好习惯的形成，决不能离开对科学知识的学习、积累和系统掌握。然而长期以来一直盛行的应试教育的弊端正在于把知识的记忆、考试分数当作全力以赴追求的惟一目标，而置虽能使学生受益终生但不具备升学的功利价值的教育目标于不顾，忽视对学生一生的关怀。于是，中国学生便在“背功发达过硬”（13岁之前的经典记忆除外）和“考试机器”的“美名”下，严重失却了与人对一生最需要的素质和能力。现实状况是：学校教育中，这种追求越强烈、越执著，学生的“背功”越发达，其能力和素质往往越弱，这样的例子不是俯拾皆是吗？

三、正确看待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我国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假如学生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岂不是就不需要教了吗？而学生所以要学要练，就为要进入这样的境界。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后做到不指点，不讲说。这好比牵着手走，却随时准备放手。在这上头，教者可以下好多功夫。”“教”是手段，“不教”是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看做教师的，最好是当学生的顾问。学生遇到弄不懂的问题，再顾而问之。但是顾问也不能跟学生一辈子。学生有了自学能力，就不必用顾问了。这就是“教是为了不需要教”。”（叶圣陶）

教与学如鸟之双翼，重视教忽视学，是不能腾飞起来的。

“教因学而生，学因思而成”。因此要做到：

1.由“教”到“学”的转变。

2.由“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3.由“学会”到“会学”的转变。

知识是学会的，不是教会的，只教不学是徒劳的。高明的老师总是引导学生主动去学习，而不是被动地去接受。教师一定要由台前退到幕后，精讲多练，把课堂让给学生，这是教改成功经验所证明的，毋庸置疑。

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在《教师规则》中所说的：“我们认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是在于激励、唤醒、鼓舞。”

学生学习负担太重是多年来教育界，乃至全社会都关注的热点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引起如此的轩然大波：国家总理、各省市一把手亲自过问学生的作业多少。为了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国家教育部发文，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发文，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学生的书包情况，其结果仍屡禁不止，学生的负担问题仍然得不到彻底解决。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还学生一个幸福的童年，居然有人提议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中小学生的书包该有多重。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还真就以文件的形式规定不同年级家庭作业的时间数。学生的负担重到底是怎样造成的呢？

前些年，曾经看过留美学生高钢撰写的《儿子的“研究报告”》中介绍他的儿子在美国读书的“三次作业”，给人很大的启示：

 第一次作业：《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完成的情况是，打印的是本20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写作方式是：一是分出章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

 第二次作业：《我怎样看人类文化》。这次作业打印出来的是10页，文章后面同样列了一本一本参考书。

 第三次作业：是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责？”“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参见高钢撰写的《儿子的“研究报告”》）

 审视我国学生负担重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传统教育体制下的人才观，使教育失去了灵性。一切为了分数，分数决定一切，在这种观念下，分数成了学生的命根儿，也成了老师的命根儿。因为，主管部门评价学校和老师时，凭的就是学生显性的考试成绩。因此，学校和老师不得已而为之。家长呢？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女输在起跑线上，五天的学习不管孩子的成绩如何，周六日还要送到各个名目繁多的辅导班、补课班。结果使孩子疲惫不堪，没有喘息之机。难怪于光远先生说：“现在的婴儿是幸福了，上了小学就不幸福了。不是背着大书包的问题，整个学生时代是压抑的……”教育本来是充满感情的事业，充满爱和灵性的事业，目的是培养人、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但如果把它变成非常枯燥、单纯的知识传授，把正常的做人的情感素养、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排斥在教育过程之外，那么我们的教育就会出现巨大的危机，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从高钢儿子的“三次作业”审视美国的教育，似乎课业负担很轻：学生每天至少玩两个小时，下午三点钟就放学，不像我们的中小学生成为社会上最忙的人，甚至“学死”在学业上者也时有所闻；但美国的学生的课业负担又很重：小学的作业常常出现中国研究生才能完成的课题，需跑图书馆查资料，读参考书目，打印成册。学生却乐此不疲、兴致盎然。原因主要是他们不用考试分数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学生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学生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其实，学习的本质应该是学习者个体情绪感受。俗话说得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学生对学习的东西有兴趣，能够满足他们心理需要，负担再重，他们也会乐此不疲。所以说，学生感兴趣的作业，富有创造性的作业，即使重也会变轻。这就是科学家、发明家之所以终年钻在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不知其苦的原因。

 其次，重复机械地训练，使学生对学习失去了浓厚的兴趣。回顾我们的教育，建国以来的课程改革已经进行了八次了，就第八次到目前为止也有20年了，但在一部分老师的眼里，也就是换了一套教材，每天依然带着学生重复在上课——刷题——再上课——再刷题这样一个轨迹上。教学中仍然停留在你讲我听，你说我记的层面上，为了使学生能记得牢，同样一类的题目可以做上成百上千道。这样“反复机械地训练”，使得学生兴趣索然。

 第三，家长的期望值过高，致使学生背上沉重的负担。中国的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就是学习，只有考上好的大学，然后有一份好的工作才是目的，至于将来能否有自立能力他们似乎并不太过问。全国的家长虽然没有在一起统一开过会，但只要谈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时，却众口一词：只要他学习好，其它我什么都不用他干。孩子回到家里做完老师所留的作业以外，还要加码，如上述所言，不管孩子有没有特长，周六、周日还要安排上各种名目的特长班，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据资料记载，有一对当工人的父母倾囊为女儿买了一架钢琴，不料女儿视学钢琴为苦役，父母强行规定每天必练4小时，否则不准吃饭、睡觉。女儿疲倦时，父亲效仿古人“头悬梁”的做法，用绳子将其头发捆吊起来。终于有一天女儿用剪刀剪断自己的手筋，抢救的医生问孩子：“你将手筋剪断不疼吗？”女孩说：“剪断手筋只痛一时，不断手筋，我的痛苦却是一辈子也解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