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永晨

　　前不久到美国纽约参加一个世界和平大会，带了许多书画为云南怒江沿江小学义卖建阅览室。几十本书把一个箱子弄得沉甸甸的。那天在路上，本来我是要按照北京的习惯打车的，可当我问路时，所有的人都告诉我地铁很近，地铁怎么走，全然没有人在乎我拉着那么重的箱子。

　　纽约的地铁也许是修得太早，不是每层都有电梯。可在地铁里，我手里沉重的箱子一点也没让我发愁———我正运足了气准备下台阶时，一个黑人小伙子就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我正犹豫时，他已拿着我的箱子往下走了。按照中国人的心理我紧紧地跟着他，但下了台阶后他只是微微地朝我一笑就走了，我谢谢他的话，是冲着他的背说的。后来在纽约、在波士顿十几次上上下下地铁、火车站，我那沉箱子竟一次都没让我累着，无一例外地有人帮我拎，其中有黑人，有白人，有妇女，也有半大的孩子。

　　让我遗憾的是，在我登上回国的飞机时，我的手提箱虽不是很重，但举到行李架上我还是有点吃力。当时四周坐着讲中文的声音让我深感亲切，可是我举了三次都没有放进行李架的箱子并没有得到周围同胞的帮助。

　　我这次在美国参加的世界和平大会是由一个社区发起的，听起来让人觉得有点难以置信。社区和平大会的会上会下，人们探讨着世界和平的艰难历程，也讲述着一位位个人呼吁停止战争，帮助受战争迫害地区的人们摆脱贫困的故事。一位英国妇女放映了她在世界各地拍的贫困地区妇女需要的十分具体的帮助。一个美国女大学生展览着她在纳米比亚拍到的一个个瘦瘦的、张大了眼睛的孩子。

　　每一幅照片下，都有她装订好的一本十分精美的这个孩子画的画和孩子的一个小小心愿。翻看着孩子们的画的参会者，试图用自己能做的方式满足孩子们心愿：想上学的、想为妈妈买件新衣服的、想吃一个面包的……

　　我们对一个国家的评价有很多标准，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评价一个国家的标准，也许不够高度。而当你置身于异国他乡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向你伸过一只手来；当一位陌生人走进一个贫困的小村庄，问那里的妇女和儿童：我能为你做些什么的时候；当你义卖图书为贫困地区的小学校建阅览室，不分国界，不论相识不相识的人都纷纷解囊，并还希望用其他方式加入你们的行动时，那一刻，你感到的就是关爱。

　　□汪永晨（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