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分界》在中国还有几场演出：武汉：4月7日（武汉大学外语学院）；上海：4月10日（上海可艺术中心）；南京：4月13、14日（南京大学文学院）；广州：4月17、18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4月24、25日（中央戏剧学院）。 )  

    昨天晚上，我与太太一起去朝阳文化馆的九剧场，观看了来自法国的一个小剧团演出的保尔·克洛代尔（Paul Claudel，1868-1955）的戏剧《正午的分界》。

    剧团人很少，数了数，好象只有八个人，四个演员（演三男一女的角色），一个导演，一个音乐，一个灯光，一个放汉语字幕。因为是小剧场，观众也不多。

    戏太长，演了近三个小时，到后来，观众便一个一个地开溜了，毕竟听法语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是很累的活儿。即便改用汉语演出，因为剧情很简单，台词多，恐怕也很少有观众能坚持到底的。顺便说一句，字幕的翻译就是我完成的。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出戏是克洛代尔这位法国大戏剧家写的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现场摄影：余中先）

    写于1905年的《正午的分界》对作为背景的中国做了一种极富象征性的描述，其参照系是一座监狱。

    《正午的分界》讲三男一女四个欧洲人在当时中国的感情生活。梅萨爱上了有夫之妇漪瑟，两人默认让漪瑟的丈夫去从事冒险买卖。在中国义民的一次暴动中，梅萨与漪瑟等西洋侨民被围困，命在旦夕。面对死亡，两情人才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在明澈的月光下，他们归入到天主的怀抱。诚如克洛代尔所言，剧的主题“是罪孽。见善而行恶，世上再无比这更大的不幸”。中国只是这出戏的布景而已。当然，在克洛代尔的戏剧美学辞典中，布景决非可有可无之物。

    第一幕，驶向中国的轮船上，漪瑟已对梅萨产生了好感，两人的私情刚刚开始。作为背景的汪洋中的航船完全是一个象征，是“自由”的水面上一个“不自由”的载体，载着负罪的主人公不可逆转地走向目的地——牢狱般的中国。到第二幕，梅萨与漪瑟已然打得火热，两人约会在墓地，漪瑟的丈夫要去玩命干走私，两人听之任之。人物在墓地这个死亡的象征地上犯了“故意谋害”罪。第三幕，梅萨与漪瑟避难于被中国义民围困的屋宇，他们在束手待毙与冒死突围之间犹豫再三，最终面向一轮清辉幡然忏悔，灵魂得到升华。这被围的房子是“死牢”的象征。

     把中国与牢房相联系，反映了克洛代尔当时微妙的心态。一方面，“牢房”是他对不愿向西方开放门户的中国所作的象征性描绘，是他对迟迟未能按他的意愿皈依天主教的蛮邦的隐喻式刻画。另一方面，它也是克洛代尔“囚徒”心境的写照。当他在地大物博、风光绮丽的中国山河中游历，在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文化海洋中遨游时，他感到自由自在，为所欲为；但一旦为杂务所缠，或心烦意乱时，他又感到天涯孤旅的寂寞。

    历史上，法国有不少文人骚客曾来过中国，但恐怕没有一人像保尔·克洛代尔那样在中国呆过那么长时间：前后三次居留，上下长达十五年，在法国文学史上堪称空前绝后。1895年7月起至1909年8月，他先后任驻上海候补领事、驻福州副领事、领事、北京法国使团首席秘书、驻天津领事。

    中国的现实使他感到新鲜和震惊。一方面，中国充满了奇异色彩，陌生如外星，然而万分吸引人：山水、人民、风俗；另一方面，“中央帝国”似乎又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监狱，他感到压抑、拘束，始终如涸辙之鲋，异乡独客。

    他对中国的矛盾心境源自他的身份和性格。作为外交官，他必须了解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从这一角度出发，他看到的是一个正在迅速没落的封建帝国。作为诗人，他见到的一切几乎都充满了诗意，如画的美景、勤劳的人们、和煦的春风、碧绿的稻田、肃穆的古塔、醇香的丰酿、鲜亮的金橘……作为虔诚的教徒，强烈的宗教意识引导他以严厉的天主教精神审视一切，包括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并在作品中以种种方式使他的人物归顺天主，以他的福音书来教化“野蛮人”。而作为普通人，他又能怡然自得地欣赏自然的中国，发现另一种文化传统中一切美与真的事物。

    身为列强之一的法兰西驻中国的高等外交官，他观察中国时的眼光不免带有傲慢自大的偏见，但克洛代尔更多地是一个诗人，一个天主教精神的诗人。一方面是忙碌的外交活动，一方面是想象力自由驰骋的文学创作，克洛代尔就这样于公务之暇写下了大量作品。诗歌方面有《流亡诗》(1895)、《认识东方》(1896-1900)、《献给新世纪的五大颂歌》即《缪斯》(1900和1904年分别写前后两部分)、《精神与水》(1906)、《圣母赞歌》(1907)、《恩惠女神》(1907)和《封闭的屋子》(1908)；在戏剧方面有《第七日的休息》(1896)、《城市》（第二稿,1898）、《少女薇奥兰》（第二稿,1899）、《正午的分界》(1905)、《人质》的开头部分(1908)等。可以说，中国时期是克洛代尔文学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克洛代尔在其诗文、戏剧中确实借鉴了许多中国的题材、故事、形象，并把它们有机地化入了作品的情景中；但他更多地还是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中的类似现象放在一起比较，他的诗人气质和博学知识允许他做到这一点。克洛代尔寻求中华文化（甚至还有日本文化，因此可以说东方文化）的精华的目的，是探求艺术创作上东西文化的共同点，或广义上的人类精神文化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