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3号挪到11号是因为同室的张奎军在厂电大读书，没白没晚地啃书，让我和他都很痛苦，因为我睡不着觉他也读不好书。

     11号的石荣生也是上海人，我进了屋他就哈哈笑，说，管理员说要搬进来一个人，我问是谁，她说是小金子。我说那行，别人我可不答应！

    石荣生外号“兔子”，骑一辆老蓝翎车，怪异而幽默。

    经常到11号来的人，多半是找石荣生打扑克的。那时我正在看申世良在长春学完的大专中文课本，一个斜面的小课桌就是我的大学。偶尔，11号对面屋的一个上海人也会进来转转，毕竟，这里有他的老乡。这个上海人我是一眼就看出来的——我是说没等他开口说话我就看出来的。白皙的肌肤，不俗的穿戴，眉清目秀，身材挺拔；头上，是一顶几乎永远不摘的前进帽。等石荣生喊他“阿王”时，我知道了，他就是陈晓荣和赵洪奎提到过的黄则诚——上海人“王”、“黄”不分，一个发音。

    他用余光扫了我一眼后便和石荣生等人扯起来，我继续看书。

    一天，我正在弹柳琴，曲目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朝族人李元石走进来，向我微笑、打招呼。我点点头，继续解析施光南的音列。李元石认真地听着，看着。李元石在厂文艺队跳过舞、弹过贝斯、做过指挥——朝族人的音乐天赋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时黄则诚走进来，也听我弹琴。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他笑了，我也笑了。

    当大家开始闲扯的时候，他对我说，我看你正在学习中文，这里不行。我知道，他是指石荣生等人打扑克。我说没关系，他们很有限度的——你拉小提琴是吗？

    就这样，我和黄则诚很快成了朋友。

    其实，陈晓荣早就和我介绍过黄则诚：父亲是海派画家黄达聪，阿黄本人也习画，练毛笔字；和晓荣一样，都是71年从延边过来的。上海知青大返城时，他曾经回到延边插队的地方，想重新以知青的名义回上海，但是没有办成。上海知青大返城给陈晓荣、黄则诚这批人造成的心里创伤相当大——那些当年在他们看来都是平庸之辈的同学，都顺利地在一夜之间回到了上海，回到了黄浦江畔，而他们，这些知青中的精华，将注定一辈子留在这里了……

    阿黄看了我的字后说，你这样的字趣味性不足，应该换个体。这使我非常感动，初交的朋友，能这样直言，太珍贵了。阿黄坚持每天写毛笔字，用一摞摞的黄色的毛边纸，字帖当谈是他父亲的，很是苍劲。有一天我拿出一张曲谱《一月的哀思》，那是我将简谱翻译成线谱的一首李耀东的小提琴独奏曲，也就是电影《生活的颤音》中的协奏曲中的一段。阿黄将自己的小提琴拿过来开始试奏。那是一把德国小提琴，没有琴盒，阿黄就把它挂在自己床边的墙壁上，这使我很是心疼。这把琴共鸣和音质都好，令我很是羡慕和嫉妒。

    坦率地说，我不过是想看看他的基本功——嗯，开塞肯定是拉过了。

    开塞36首我都拉过了，他说。

    果然。

    这是一个有着和陈晓荣完全相反的性格的上海人。

    他对我喜欢蘸酱菜非常反感，说，你总是吃那些白菜帮子？

    他对我见什么人都很热情也很不理解。

    有一次说话顺嘴，他说，东北人，愚昧。

    我说：嗯——？

    他很不好意思地笑了。以后，他再也没有在我面前说过这句话。

    我正在办调转，他告诉我。

    回上海？

    他摇头，说：温州。

    我明白了。进上海太难了，石荣生不也在往回办吗，办的是南通——都是上海周边城市，小城市。

    具体怎么办法？

    他笑了，说，找个温州的对象。

    不久，温州的对象来了，阿黄很正式地将她介绍给我。

    温州女人端庄高雅，知识渊博、开朗健谈。

    我认为很不错。我对阿黄说。

    对象走后，阿黄毫无保留地谈了细节，以至于她的来信也让我看。

    陈晓荣和赵洪奎都没有想到，我会和阿黄会这么快便相处得如此融洽。

    有一天，阿黄把高来生领进11号，你们认识一下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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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遗憾，阿黄的形象也只能总这里来看了。

 坐在第一排的第二个戴前进帽的，就是阿黄。

 2

 
 阿黄父亲黄达聪和刘旦宅合作的画作，在当时很是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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