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霄

 本文刪節版刊載於《中國文物報》2014年7月15日   

2014年7月2日，《東方早報》、《文物報》刊登了美國物理學者、收藏家王南屏之子王樸仁先生的文章《功甫帖的一些科學辯證問題》。否定本人於2014年2月15日對《功甫帖》所做的檢測報告，支持早前上博研究員提出的“雙鉤廓填”說。

因為王先生文章有《文物報》與《東方早報》兩個版本，《東方早報》版有15000多字，《文物報》版有11000多字。多出的4千多字完全與科學辯證無關，比如王先生用嘲諷的口氣寫到：“不懂書畫的真科學家看到‘南蟲北蟲’之說都會亮紅燈，由紙厚估計透光度是任何物理學教授一見即知謬誤，即使不諳文章內容也可一查作者資歷，只要有英文姓名和曾經附屬機構，由Google網頁就能查出可有著作在正規期刊發表過，也可看出是研究主腦教授還是助手學生，無所遁形。筆者對網上‘假科學’素不理會，因為有志學生必爭取在正規學術刊物揚名，畢業有成後又豈會降格在網上發表研究？”。這類的文字充斥王先生文章各處，我不一一例舉。顯示出了王先生的傲慢。這些本來不允許在學術論文中出現文字，反使王先生文章的學術性大打折扣。本來學術就應該要純粹越好，這一點，本人欣賞《文物報》編輯的把關尺度。

王南屏先生是我景仰的大收藏家，本人也收藏有王先生舊藏的古代書法名作。你是物理學出身，我是工程師出身，在文物領域，都算業餘。不知為何您有資格，而我沒有？

    《論語》云：“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我的文章大抵放在自己的博客里，偶有愛好者想要轉載、發表，儘管拿去。所以，雖然至今也在大陸與台灣兩地正規學術刊物中發表過五、六篇文章，也有一些被商業雜誌拿去發表，卻也沒覺得有什麼不了起。按照王先生的標準，由於“Google網頁”上用“英文姓名”查不到我寫的中國書畫學術論文，各個研究機構也不會有我的名字，自然不合格為“學者”。

    說起來，關於《功甫帖》的研究文章，本人最早也曾給上博研究員發表過的《新民晚報》、《東方早報》等報紙雜誌投過稿，表達了與上博研究員的不同意見，但不知什麼原因，統統被拒載。既然本人難以在同一個平台上討論《功甫帖》問題，那就乾脆在自己的博客中發表意見。王先生認為這是“降格”，我也認了，但文章放在那裡，有沒有“格”讀者自能評判。文章的價值在它本身，並不在於發表在哪裡。王先生以為然否？

    王先生的文章以科學家來作最後裁定的口氣，從紙、墨、印三方面全面證偽《功甫帖》。與上博研究員一樣，將《功甫帖》貶為連“文物”都不是的近代偽仿。並使用了一些西洋科學詞彙與概念，讓人以為科學家嚴謹，懂的比我們多，不少不去深究的讀者誤以為王先生所言說便是蓋棺定論。王先生的文章發表當天，上海作家沈善增先生就在微博中指出：“我把這篇文章再看了一遍，發現這篇稱是‘科學辯證’的文章，實際參入不少主觀臆測”。第二天，就有網友“聽梧閣”指出：王先生所舉“義陽世家”印章是偽印的圖片證據，是沒有按照相同的圖像比例截圖所致；王先生指出兩個貌似“圖籍”的半印，鈐印傾斜角度同是7度，也是非誤差允許範圍內的測量錯誤。不知作為物理學家的王先生將做怎樣的解釋？還是應該像您教導我們的那樣，學習CERN國際高能實驗大隊公開承認錯誤？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生出一絲悲哀，人們往往被科學家、博物館專家的威名震懾，只看標題不看內容，更不去深究其中是否有誤。而我在博客論文中一一駁斥過的那些邏輯錯誤，也不見專家們回應。前面寫過的那些文章，也未必有幾個人願意讀。一件很可能是蘇軾親筆的歷史文物，被不成立的邏輯、證據就這麼輕易蓋棺論定，豈不悲哀？

我創立、經營製造型企業二十多年，自認為是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家。現在，我也算得上一個古代書畫收藏家，因為收藏，所以也研究。有一點理工科的邏輯思維，遇見不成立的邏輯證據，不肯放過。對千年文物有敬畏之心，對蘇軾有敬仰之情。以為專家們不該如此草率，遂而辯駁。學術文章不多，但絕不搬抄他人，且時時以顧寧人格言為警策：作文“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

關於《功甫帖》，作為研究課題，本人之前寫過六篇文章，覺得該寫的、該研究的都已經寫完，可以罷休了。有興趣的讀者可在新浪博客“脈望林霄”中搜索到（其中兩篇被《無錫文博》轉載，算正規期刊）。

    1.《論功甫帖正是安岐墨緣匯觀著錄本》，署名：陳蕭羽（本人家族名字）。此文被《無錫文博》104期，2014年第一期轉載，更名為《論功甫帖墨跡本與刻本的邏輯關係》。該文指出上博研究員用晚清刻帖作為否定墨跡本的標準，犯了邏輯錯誤。十年前已經有人在《懷素自敘帖》問題上犯過同樣的錯誤。該文還指出，上博研究員舉證的每一處，所謂刻本優於墨跡本者，無一不是墨跡本的精彩之處。

   2，《善書者的鑒定誤區》，指出部分善書者以自己對書法的眼光，評判宋人書法往往會有偏差。書法家不一定就是鑒定家。舉證部分有高難度動作的筆法，看似非一筆寫出，其實符合蘇軾的書法特征。

   3，《功甫帖紙張檢測報告的說明》，本人在2014年2月15日，受慈善機構：“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委託，自費對《功甫帖》進行了一次無損傷性的檢測，否定了《功甫帖》用紙為“明代羅紋紙”之說，並用背光圖、放大圖像說明《功甫帖》并非“雙勾廓填”，而是自然書寫。進而論證其用紙與已知的兩件宋人法書“外觀形態”相似，簾距相等。

   4，《馮承素摹蘭亭序是雙鉤廓填嗎？》，反駁《東方早報》署名‘林牧之’文章，林牧之以《馮承素本蘭亭》為例，試圖混淆“雙鉤廓填”與“摹寫”的概念。認為《馮承素本蘭亭》，其實是一種“單勾摹寫”。並且舉證了大量“雙鉤廓填”的樣本。“寫本”與“廓填”在墨色上有本質的區別。而且在形態上，會偏離原作者的筆意。

   5，《翁方綱跋功甫帖手稿告訴我們什麼？》，是對上博研究員所撰：《功甫帖辨偽新證（上、下）》（2014年2月26日、3月15日《東方早報》）的反駁。指出上博研究員的證據缺乏合理地邏輯辯證，將一種可能性作為結論。引用文獻證據犯邏輯錯誤，而且相同的證據得出自相矛盾結果。

6，《功甫帖的翁方綱題跋是偽作嗎？》，該文反駁曹大民先生在《東方早報》上發表的，質疑翁方綱題跋系偽作之論據。全面舉證紙張蟲洞狀態、與翁方綱書法面目。

學術進步需要健康的學術辯論，科學的辯論需要用證據說話，希望今後的辯論文章不再出現所謂資格論以及對人挖苦諷刺的語言。

以下針對王樸仁的“《功甫帖》科學辯證“一文，反駁如下（下文登載於《中國文物報》2014年7月15日）：

 

  一，關於紙張厚度

首先是關於紙張厚薄，本人的結論是“《功甫帖》用紙偏厚，而且麻纖維較粗，也沒有施蠟，所以不適合用來勾摹”。王先生用一張圖試圖說明《功甫帖》用紙的層數比下方的勾摹本多很多。

   我首先要指出的是，由於不能損傷文物，我做的祗能是比較分析，比較原作與翁方綱勾摹本的紙張厚度差額，這不是一個絕對值，而是一個邏輯推算的結果。前提是：相同的裱工，使用的背紙層數是相同的，用的漿糊厚薄是相同的，所以比較兩紙的厚度差別是客觀可行的。

   我們知道，裝裱第一層是原紙，第二層是命紙，然後是背面的背裱紙，背裱紙一般是兩層紙的複合紙。這樣，一件書畫裱完以後，嚴格來說有四層紙，局部地方還會有寬窄不一定助條。問題是除第一層紙外，裱工都會用到命紙和背裱紙，而且不會差別太大，在這個前提下，比較兩張紙的厚度差就是有意義的。除非上述前提不成立，比如有裝裱特例情況下，但仔細分析背光照片所顯示的紙張層數，並不存在特例。

王先生用下面這張圖示，試圖說明《功甫帖》用紙比翁方綱勾摹本多了好幾層，我在王先生的標註上加上了中文。經過與裝裱專家的討論，在邏輯咚阆卵u作了彩色立體示意圖，顯示出墨跡本與勾摹本裝裱的紙張層數相同（圖1）。

http://s7/mw690/003dM80bgy6KsRFe6CW06&690

http://s4/mw690/003dM80bgy6KsRG02rNc3&690圖1，部位3，王先生將命紙或出邊條、甚至局部嵌補都當做了多加的一層（下圖由趙華先生友情製作）

圖中，標註3，王先生說是“加上一層更舊的托紙”，稍有一些裝裱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本身就是命紙，與畫心一起曾經被蟲蛀，絕不是比另一紙（勾摹本）多出的一層。2c，不是漿糊，而是邊裱與內紙重疊加助條的厚度。

1a、2、2a三處是明顯的局部嵌補，根本不是如王先生所說“加了一層舊托”。（圖2）。

 http://s2/mw690/003dM80bgy6KsRJtNoB01&690圖2，局部嵌補，也被王先生當做了“多加的一層

 

本人的厚度測量數據，全部取自這些局部嵌補之外的部位，分別在兩張紙上不同部位取測量點6點。得出加上裱工的總厚度平均值分別是：0.235mm，和0.166mm，這是個很大的差異。若再比較另一張翁方綱題跋用紙，因為也是明顯的宋藏經紙，測量總厚達到0.208mm，與功甫帖相對接近。再與許漢卿題跋所用的普通明清用紙相比也是厚很多（測出總厚度0.173mm）。若比較《功甫帖》與翁方綱勾摹本用紙的纖維就會很明顯看見，《功甫帖》紙張的造紙纖維比勾摹本粗很多。纖維細有可能做出薄紙，纖維粗則不會用來做薄紙。這是不需要專業知識就能判斷的吧？

二，透光率與紙張厚度的關係

那麼，在同一張照片上比較透光率是否有意義？王先生寫到：“就算本紙的確較厚，也不能由此比較透光性，例如做窗戶用的玻璃比紙厚很多，玻璃窗是否會透光不如紙窗呢？” 在我的文章中我完全沒有用兩種不同材質比透光率。王先生以“玻璃”為喻，顯然是有意曲解。這就不好稱為“科學辯證”了。

“透光率”有一個洋文專業名詞（transparence），指的是射入光穿過物體后，測出的射出光的衰減的百分比。用儀器可以直接測量，但也不比直觀感覺的透光性來得明顯。直觀顯示的墨跡本與勾摹本之間的透光性差異，與上述測量紙張厚薄之間的差異相一致。

王先生寫道：“透光性與復合成分有關，更不能憑厚度判斷，紙層間漿糊的透光性不能忽略”。請問物理學家，在同一光源、同一種材質、同一個裱工用的漿糊、相同紙張層數的情況下，被測紙張厚度的變量是否導致透光率的變量？在各種變量中，僅有“紙張密度”，會輕微影響結果數據，但這不是決定性的變量。而且我在報告中強調了這個原紙沒有“施蠟”，現在也補充一點，也沒有染色。這個結果是“假科學”嗎？請用您的“科學辯證”來說服大家。我的報告顯示，照片是在同一光源用同一張照片顯示的直觀透光性（圖3，相機：Hasselblad，H4D-60；焦距80；光圈22；曝光時間1/125秒；6000萬像素；背光光源：StyleRX1200+柔光箱）。請問王先生這張照片是否還不足以顯示透光性的差別？從正面照片看，墨跡比勾摹本的顏色還要湥腹庑悦黠@低於勾摹本。紙厚是因，透光性低是果。在這麼低透光性的紙張上對光映摹，未見過成功的案例。

http://s2/mw690/003dM80bgy6KsRQqu7n11&690

圖3，右同一光源、同一張照片拍出的背光照顯示透光性差異。左正面照顯示墨跡本顏色不比勾摹本深，而比勾摹本透光性低。

 

  科學報告的真實性，不在於是否有資歷，而在可重複驗證性。也就是別人用相同的工具，相同的方法是否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有人根據您的報告，重複驗證後指出，您做的“義陽世家”、“圖籍”印章圖像比較結論，被指為“證據造假”。在這個問題上，我第一次讀您的論文，第一時間就知道您的錯誤在何處。雖然我相信以您的人品和物理學家的身份，不會故意做假證據，但作為物理學家，發現兩個龍美術館用來做宣傳用的PPT拼合圖片的印章大小不一，至少也應該到原始數據中進行核對，而您顯然沒有這麼做。最輕的說，也是您取證過程的步驟疏忽，導致了相反的結論。對於科學家來說也是嚴重的錯誤。我很認同您說的這句話：“各種證據必先自我再三批判，找朋友檢查，先承認弱點勝於日後被他人指出”。“爭議必以事實和科學原理為基層，證據不能誇大歪曲，任何漏洞或錯誤也不能不理”。您也可以採取同樣的方式重複檢驗我的檢測報告，看看是否錯誤。

 

    三、關於北蟲、南蟲之蟲眼

 王先生看見《功甫帖》以及翁方綱題跋紙張上過百的蟲洞感到奇怪，就寫下了下面的文字：“講到同紙內每洞獨立，蛀蟲又如何爬到紙中過百不相連之處？林霄君對這些破洞作了非常奇妙的解釋，稱南方蟲蛀橫向的長洞，北方蟲鉆圓洞，但未說明‘北蟲’‘南蟲’是什麼蟲，每洞孤立如何行動蔓延繁殖？蛀蝕如何分辨上下左右或者長形圓形？這些神話之說作者沒有提供科學根據，讀者可不必理會。常人憑直覺做簡單推測，這些破洞可以理解是作偽者把紙張做舊惑人的手法，例如噴一些酸液把紙張腐蝕，或者噴糖水招引蟲蟻咬食，小水點在空中自成球形，落到紙上自然近圓形，而且大小相約，如舊日燙衣服用噴水器，水點落到衣上也有同樣特征”。可以理解，王先生身在美國幾十年，估計沒有見過中國北方蛀蟲留下的圓形蟲洞。但作為科學家，評論別人為“神話之說”之前，總要多問問世上有沒有圓孔形的蟲眼吧？自己未見過的，就是別人的錯？請問您，未做過實驗，何以就判定是噴酸液、噴糖水的作偽手法？既然您以物理學家的身份說出這樣的結論，就麻煩您提供噴灑酸液腐蝕紙張、糖水引蛀蟲的實驗報告。

 北方蟲眼與南方蟲眼不同，這不是本人的發現。是在一年多前陪同著名敦煌學家方廣錩先生考察香港各單位敦煌遺書時他教我的。北方蛀蟲垂直於紙面或者沿巻軸或冊頁側邊直鑽。南方蛀蟲則是類似蔓延式的吃法，如我們常見的“廣東蛀”。因此，敦煌寫經上，以及古代北方地區書畫或古籍被蟲蝕的蟲洞呈圓孔或側面直鉆形狀（注：不能以當代空調環境下的南北方蟲眼為判別依據）。方廣錩先生說，作為一種客觀現象，這是他判斷蟲蛀是出土前還是出土後的依據之一，也是用來鑒定日本寫經與敦煌寫經時需要考察的一個小竅門。方廣錩先生在其所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一書的序言中寫道：“敦煌寫卷中雖常見蟲繭，卻少有蟲蛀，且敦煌之蛀蟲特點是從裡往外通透，傅圖敦煌特藏中部分寫卷蟲蛀較為顯著，除個別為敦煌原蛀外，大部分蛀痕平行蛀蝕，可判定為流傳保管過程中受損，部分蛀蝕同時穿透現代托紙，可為上述判斷之佐證”（方廣錩《談傅斯年圖書館敦煌遺書特藏》，2013年台北中研院史語所出版《敦煌遺書》P23頁）。方廣錩先生親自上手考察過三萬件以上敦煌遺書，治學嚴謹的態度也令我敬佩。他在長期的考察實踐中發現的這一現象，自從方先生教我的這個觀察點，我在自己的收藏觀察過程中也得到了一再驗證。方先生考察著錄世界敦煌遺書的工作方式，請看本人博文《方廣錩先生訪香港敦煌遺書記》。至於王先生問“‘南蟲’、‘北蟲’是什麼蟲”，以其習性不同，應該是兩種不同的生物，這顯然屬於應該由生物學家研究的課題（圖4）。敦煌遺書中也會有少部分不明原因的紙張破洞，尚不能確定是何種動物或微生物造成，也有埋在土裡腐爛造成的，但都沒有出現過南方蛀蟲蔓延式蟲洞的特征。需要註明的是，南方蛀蟲並不是完全不會咬出圓孔狀的蟲眼，只是大部分顯蔓延式的形狀。這個特征很容易區別。

                      http://s15/mw690/003dM80bgy6KsRXe23Y9e&690
圖4，卷軸形式下的北方蟲眼，左為國家圖書館藏BD00029寫經局部蟲眼，右為大英圖書館藏“斯00925”寫經局部蟲眼及蟲繭

敦煌以外，北方蛀蟲吃過的古代書畫以及古籍並不少見，讀者自己可以領會與南方“廣東蛀”的區別（圖5）。

http://s3/mw690/003dM80bgy6KsS3p5VUc2&690

圖5-1，北方蛀蟲在冊頁形式下古書畫、古籍蟲眼，左取自台北故宮《楊維楨題錢譜冊》，右取自王鐘翰先生故藏《乾隆八年刊本御製盛京賦》
http://s7/mw690/003dM80bgy6KsS6INTw76&690

http://s16/mw690/003dM80bgy6KsS9fHWf1f&690
圖5-2南方蛀蟲在書畫中留下的蟲眼，取自本人藏品明陳淳《山前曉景卷》此卷為晚清廣東潘延齡舊藏，可視為為“廣東蛀”典型。

 

 我在前一篇論文已經說到，翁方綱題跋之前，紙張上已經有許多蟲眼。為了避開蟲眼，翁方綱書寫有停頓空格，有縮字、筆畫繞開之現象（見博文《功甫帖》翁方綱題跋是偽作嗎？》），翁方綱題跋之後，紙張又繼續被蟲蝕。不知王先生怎麼判斷這些蟲眼“年代不算久遠，近兩百年的作品中鮮見？”。以蟲眼的多少判斷年代遠近，我還是第一次聽說。事實上，只要保管不善，幾年內蟲子就可以把整本書吃光，何況兩百年。王先生又提出了一個苛刻的要求，《功甫帖》本幅與翁方綱題跋的蟲眼必須相重合。您怎麼知道原來這兩張紙就是在上下層對應的位置上？或者是對折的關係？不過，這個要求倒提醒我們。曾經與《功甫帖》同一冊頁的其他書法，或許就有一兩件與《功甫帖》或者翁方綱題跋蟲眼相對應的。如果將來能夠發現，就是一個可以證明《功甫帖》與那件作品兩百年前曾居一冊的證據。

 

    四、關於墨色以及自然書寫特征問題

功甫帖墨色極黑，是宋代松煙墨的特點，與本人所見北京故宮、台北故宮多件宋人、元人法書的墨色相類，從正面看，除了飛白處，很難發現墨色變化，比如藏於普林斯頓大學的《張即之書金剛經》、《趙孟詈州妙嚴寺記》，紙張墨色皆與《功甫帖》類似，以張即之之迅，趙孟钪，皆不易看出墨色變化，這樣的例子宋人法書中比比皆是（圖6）。http://s15/mw690/003dM80bgy6KsShpAuy7e&690

圖6，左張即之速度快，右趙孟钏俣确，皆不易看出墨色的變化

其實不是看不見，而是不易看出來，所以本人才將《功甫帖》的背光照公佈，使任何人都可以輕鬆見到墨色變化的自然書寫特征。

是否看得見墨色變化，取決於行筆速度和紙絹材質。速度快比慢的易顯變化。楷書慢於行書；行書慢於草書。紙質緊密、表面光滑的紙張；比紙質松、面不光的紙易顯變化。如果要比較，應該取紙質相似、同是松煙墨的宋元人書法，才是科學的對比方法，即使在相同用墨的情況下，不同紙絹，也不能用來作比對。比如說，蜀絹以及表面有肌理的羅紋紙不能與麻紙的效果放在一起比對，眾所周知，是違背物理學邏輯的。

王先生居然用民國葉恭綽、許漢卿寫在吸墨量大的宣紙上、而且是用油煙墨的來比對宋人松煙墨墨色；再用米芾寫在蜀絹上的《蜀素帖》、用黃庭堅寫在有布紋肌理的羅紋紙上的《松風閣詩》作比較墨色的對象。如果一個物理學學生將不可比的項目放在一起比對，是不是該得零分？（這一句很不禮貌，卻來自王先生文章中類似的語言：“大學生寫藝術論文各抒己見，東抄西襲也不會得零分，物理習題若學生把厚度與透光度混淆必定得零分”）。

您還用一件不明材質的民國珂羅版《天際烏雲帖》的照片，不知道想說明什麼問題？通過珂羅版照片根本無法判斷紙張是哪一種，不同的紙張墨色脫落程度不同。更何況這件《天際烏雲帖》是否宋人書法還不能確定。

在舉例蘇軾《題王詵詩》圖像時，您說“只要把電腦顯示屏光度視線角度調正”，就能看出蘇軾的墨色變化。即使《功甫帖》的楷書行筆速度慢於《題王詵詩》，但我也能夠按照王君的方法，“將電腦顯示屏光度調整一下”，使《功甫帖》正面照片也能夠看到墨色變化，如果看背光照就更明晰了（圖7）。

        http://s12/bmiddle/003dM80bgy6KsSlfM1B3b&690

                     http://s12/mw690/003dM80bgy6KsSlFqK7db&690
圖7，相應位置濃淡變化與正面照片一致。

這個“別”字的背光照，很能夠說明書寫筆畫在入筆、滑翔、停頓、轉折、交叉、收筆各處的墨色體現出的書寫節奏，以及筆鋒的偏向（圖8）。

http://s15/mw690/003dM80bgy6KsSqkDcWfe&690
圖8，這是用Phtoshop 背光圖將顏色濾去后，取各點黑度百分比。可見在交叉、轉折、收筆、筆鋒中心線黑度高；在快速滑翔、筆肚著紙部位，則黑度低。比如左下“力”的右邊轉彎處，內側為筆鋒外側為筆肚。“立刀”這一豎，筆鋒偏左。筆鋒在什麼部位，什麼部位就偏黑。“力”一撇向上翻筆速度快，墨色淡；“力”字最末一勾，有一個有力的勾提，墨色深。會寫毛筆字的可以自己體會到（本圖為趙華先生友情製作）。

 王先生認為《功甫帖》的書寫速度“又穩又慢，筆亦小心保持狹窄乾濕範圍，幼時摹帖學字就是這樣，為求形似，必逐筆緩寫”。請問“逐筆緩寫”能夠寫出下面的節奏和鋒芒嗎？（圖9）

http://s13/mw690/003dM80bgy6KsSDK3Hmcc&690
圖9，《功甫帖》的節奏與鋒芒，不可能是逐筆緩寫

下面這個“甫”字，王先生算是看見墨色在交叉處的變化了，但又接著寫到“橫劃直豎深溝嗉s，即墨的濃度一致，交筆處最多亦不至加倍，因為一筆后毛孔已大部分填了墨，第二筆吸墨量必少於第一筆，以此為量度標準就知道沒交筆的地方墨的濃度變化不到一倍。亦即快慢輕重變化微弱”。這句話頗費解，不知王先生怎麼計量濃度變化是一倍還是不到一倍？到了一倍怎樣？不到一倍又怎樣？請教王先生該如何測量墨色的倍數？（圖10）

http://s5/mw690/003dM80bgy6KsSGkSu864&690
圖10，“甫”字正面照與背光照的墨色變化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評蘇軾《赤壁賦》稱“坡公書多偃筆，亦是一病，此《赤壁賦》庶幾所謂欲透紙背者，乃全用正鋒，是坡公之蘭亭也，每波畫盡處，隱隱有聚墨痕，如粟米珠，恨非石刻所能傳耳”。此“聚墨痕”墨淡的書法正面易見，墨濃的背光即可見。用以判斷書寫抑或勾摹，頗簡單易行。

以本人所藏一件明代陳淳大字草書《李青蓮問月歌》為例，陳淳是特別喜用淡墨軟筆的，速度也很快，紙張不太吸墨，從正面可以很好地顯示自然書寫的墨色變化在行筆中的“聚墨痕”。讀者自己可以比較相交處、提筆處停頓處的墨濃；滑翔處、筆肚著紙處墨淡。墨黑如《功甫帖》，只有背光可見“聚墨痕”。若是勾摹本則是反復塗抹的痕跡（圖11）。http://s14/mw690/003dM80bgy6KsSJZKm93d&690

http://s13/mw690/003dM80bgy6KsSMcPykfc&690

http://s14/mw690/003dM80bgy6KsSPjhuZ9d&690
圖11，上陳淳草書《李青蓮問月歌》局部，中左陳淳“人”字末端，中中墨跡“蘇”字末端，中右勾摹本“蘇”字末端。下左陳淳“人”字勾提，下中墨跡“別”字勾提，下右勾摹本“別”字勾提。

五，關於“雙鉤廓填”問題

王先生為了給上博研究員的“雙鉤廓填”論解圍，先是輕描淡寫地說“《功甫帖》九字，是否以‘雙鉤廓填’作偽，這其實是不重要的”。試圖將上博研究員重點論述的“雙鉤廓填”輕輕放過。然後再將“雙鉤廓填”的概念擴充到“臨寫”、“無輪廓摹寫”的範圍，不惜將謝稚柳先生的定義推翻。然後想象這樣的勾摹方式：“鉤與填可分二紙進行，若先雙鉤輪廓一紙為底，再蓋上另一紙透光填廓書寫，就不會有鉤邊痕跡了”。這個想象的方法看似很合理，但是王先生您試驗過嗎？而且用一張較厚的麻紙。您說的摹寫辦法屬於“映寫”的概念，古代的高手確實有可能用“映寫”的方法複製書法，以致難以判斷真偽，至今也只有《懷素自敘帖》、《米芾多景樓詩》有學者作過這方面的討論，前提是出現了幾乎一摸一樣的寫本“雙胞胎”。若擴大而論，任何一件古代書法都可以被無限懷疑為“映寫”的偽作。在古代書畫鑒定方法論上，是不應該未出現證據，就無限懷疑的。

關於“雙鉤廓填”，本人博文《馮承素摹蘭亭序是雙鉤廓填嗎？》已經有專門論述，傅申先生在他的《書法鑒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詳唷芬灿忻鞔_的定義和論述，並有大量舉證（傅申《書法鑒定》，台北典藏2004年版，P46-49頁）。本人在文中說過，凡是雙鉤廓填，只要放大10倍到20倍，一定可以看見“起落筆處有鉤填輪廓的交叉燕尾，或在枯白處看到紊亂不平行的亂絲”。

王先生為了說明古人雙鉤廓填的方式如何能夠做做到看不見輪廓線，還能夠墨色自然，自己想象了一通用分兩紙先鉤后填的方法。為了證明自己的臆測，以元代陸繼善摹本《蘭亭序》為證據，來支持自己的結論。王樸仁先生這樣寫到：“要充分了解‘雙鉤廓填’手法，莫如參考元代陸繼善以此法重摹的唐摹本《蘭亭序》，陸氏自識云：‘因念嘗侍先師筠庵姚先生文敏趙公，聞‘雙鉤填廓’之法，遂從兄假而效之’，墨色枯潤濃淡相當易辨”。並且圖示如下（圖12）

http://s10/mw690/003dM80bgy6KsSTUpER39&690
圖12，王先生舉例陸繼善摹《蘭亭序》的墨色自然其實不然

本人找不到此帖的清晰照片，僅將手上的普通出版物放大一倍，就已經能夠清晰地看見，枯白處不平行的亂絲和雙鉤輪廓，根本沒有一點自然書寫墨色特征，其中包含王君所舉的“不”字，不知王先生如何得出“墨色枯潤濃淡相當”的結論？用一張小圖打發我們這些沒有專業資格的讀者？（圖13）

http://s12/mw690/003dM80bgy6KsSZOyWn2b&690

http://s13/mw690/003dM80bgy6KsT0gD0M6c&690
圖13，元陸繼善摹本《蘭亭序》部分字的局部，可見雙鉤廓填枯白處明顯的亂絲和雙鉤廓線

事實證明，元代陸繼善所用的“雙鉤廓填”法，與謝稚柳先生、傅申先生所定義的，完全一致。何來“廣泛的誤解”？

好在元朝人陸繼善給我們提供了一件“雙鉤廓填”的標準樣本。所以，不知該如何感謝您！讓我不用尋找其他證據，用您自己證據就可輕鬆推翻您對“雙鉤廓填”的新解釋。

 六、餘論

王先生文章實在太長，論點瑣碎，其中重複上博研究員的一些錯誤邏輯，大多數已在本人所列博客文章中都有過辯駁。以下只提要點，不再展開。

王先生指出《功甫帖》刻本的母本原跡已經毀於戰火。為什麼其他存世的大量曾經安素軒收藏的真跡沒有毀於戰火？這個問題我在《翁方綱跋功甫帖手稿告訴我們什麼？》一文中己經反駁過上博研究員。

王先生的《功甫帖》墨跡本與《安素軒石刻》來自不同版本之說，也很離奇。本人《論功甫帖正是安岐墨緣匯觀著錄本》已經論述，刻本經過多道轉移摹刻，刻工參以己意，歷來會與原作差異很大，按照王先生的邏輯，蘇軾《寒食帖》也應該勾摹自與《三希堂》法帖不同的刻本。以後世刻本作為鑒定墨跡本的標準，在邏輯上已經被證明是無效的。

安岐藏印問題我在《功甫帖翁方綱題跋是偽作嗎？》一文中也提供了詳細的圖像比對。晚清作偽者，根本不可能做到仿細朱文印章的完全相符、仿清早期印色過關。

安岐著錄、翁方綱手稿、李佐賢著錄差異問題，本人在《翁方綱跋功甫帖手稿告訴我們什麼？》、《功甫帖翁方綱題跋是偽作嗎？》二文中，已經做過詳細文獻學檢討，結論是，李佐賢著錄的差別屬於刻本文字筆誤，反倒是墨跡本勘正了刻本。即使有一件文本與李著相同的翁方綱題跋，也必偽無疑。因為翁方綱醉夢中也不可能將只是七品小官的江德量寫成副部長級的“侍郎”。而不是像王先生所說：“三項著錄其實都不屬可靠證據，因為所載並不一致”，碰到不一致的地方王先生不去考校，就統統否定，恐非科學態度。

安岐《墨緣匯觀》的著錄體例是：記載項元汴舊藏，但不記載梁清標舊藏。因為安岐著錄的《功甫帖》裡面未提項元汴，所以項元汴并不是收藏鏈裡面真實的一環。《功甫帖》本幅若真有項元汴印章，反倒是可疑了。以梁清標的鈐印習慣，更不會在擠滿項元汴印章的本幅上再加上自己的兩方大印。所謂的“圖籍”印章其實只是猜測，本人以為應該是“XX圖籍”例子較多，而且右半印翁方綱描述比現在所見多出的筆畫頂上“一點”，翁方綱說“所露極眇”，又是在最邊緣。所以在後來的裝裱過程中，只要稍稍一裁，這一點就看不見了。裁邊，這是每個裝裱工幾乎都會做的一個步驟。這些已在《翁方綱跋功甫帖手稿告訴我們什麼？》一文中有專門論述。

雖然這是一場不對等公平的辯論，但是對於我來講，還是要感謝證偽方提出的每一個問題和疑點，這些論點和疑問都提供了一個思維的角度，使我需要尋找更多的證據，並且要用最讓人最能讀懂的方式表述出來，也是一種思維的訓練和完善論據的過程。

古代書畫任何一件都是在信息不完整的前提下作判定的。比如沒有出生證明，或缺了幾百年的流傳信息，或是流傳信息為偽的，等等。博物館裡面反復作為真跡展出、教育大眾的，也有不少可爭議的作品，不時也有學者研究證明為偽作，這都視為學術的進步。所謂真跡，嚴格意義上說，皆無人可以證明其為真跡，而只要可以證偽的證據出現，即可判定為偽作。世上所謂的真跡，皆以其未出現可以推翻的證據，故“暫定”為真跡。《功甫帖》亦然。

以上是對作為科學家的王先生的“科學辯證”一文的回應，王先生的的論文是否屬於“科學辯證”，讀者自行判斷。不妥之處還望大家指正。

 

鳴謝：本文得到趙華先生精湛的圖像製作支持與無私幫助，特此鳴謝！

 

 

2014年7月4日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