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案,我们到底需要怎样一种国民?
(2017-03-27 04: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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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
煎熬了很久,我还是决定把手头上的事全部放下,写一篇文章。因为——我实在忍不住了!这种感觉有如于欢拿起水果刀捅向侮辱他母亲的恶霸。
这几天,陆续有人问我,你是心理咨询师,你觉得于欢当时应该怎么做?我实在给不了建议,我只能说出我自己的选择——和于欢一样,或者比他还要更坚决一点。这与我是不是心理咨询师,学没学过心理学没有半点关系。
于欢
虽然我不是完全赞同这位老爸的教育方式,但在一定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方式恐怕是最积极的。
心理学上认为,人在受极端欺凌的时候,通常有三种应对方式。第一种是直接反抗,第二种是暂时忍受,第三种是麻木服从。其实,前两种都是反抗模式,第一种是及时反抗,第二种是择时反抗,只有第三种才是被动应对。不过第三种情况只会发生在人格障碍和人格分裂的人身上。反抗才是最正常,最健康也是最符合情绪反应特点的行为模式。如果,一个男人处在于欢的角色中,依然可以保持冷静,笑脸相迎,对自己的难处娓娓道来,那这个人要入精神病院治疗了。只有通过反抗的方式,重新站起来的人,才会有一个健全的人格。
《水浒传》中一直不得志的杨志,在刀劈了牛二之后,他内心的自我价值感却意外被激发出来了,此后杨志迎来了人生的一个巅峰。卖刀时的杨志已经有轻度抑郁,如果卖刀成功,杨志这一生可能就毁了,因为这把刀不是一把普通的刀,是杨志的精神支柱和老杨家的精神传承。任何人,都不能没有精神支柱活下去,如果可以,那么他的精神一定有问题。
于欢的做法很像杨志,都是在逼得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出手的,那么他的命运是否会像杨志一样呢?执笔之时,相关部门已经派出了工作组对此案进行审查了。
警察
据媒体报道,在“辱母案”中,警察到达了事发现场,呆了约四分钟就走了。警察走时丢下了一句话,要账可以,但不能动手打人。这句话确实没错,可没多久,发生了血案。
据说,于欢当时预料到自己会有危险,他试图跟警察一起离开现场,但被催债的那帮人拦住了。警察为什么呆几分钟就走,他们没有意料到于欢母子可能会有危险吗?
我分析,凭警察的智商和工作经验肯定能预料到于欢母子在他们走之后,不会好过。不过,说实话,他们可能不会预料到于欢会做出“惊人之举”。
如果说,警察能预料到他们离开之后,于欢母子不会好过,那为什么又不采取措施呢?仔细想想,我觉得普通民警也是很无奈的。暂时把于欢母子送到安全地方?或者把催债的恶霸和于欢母子一同叫到派出所?这也只是暂时之举,催债是一个常态,难道你每天在这里蹲守?
当然,有一个办法可能有效。对恶霸的催债方式是否违法进行调查取证,然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及时惩处,严肃法纪,震慑人心。但,这个不容易做到,不光是耗费精力的问题,某些和债权人有利益瓜葛的官员可能也不愿意这么认真执法。
作为一个基层的小警察,我认为,对他们要求过于理想化意义不大。虽然,他们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但长期的生活现实已经告诉了他们面对这样的局面最佳的选择是什么?可能就是说一句“讨债可以,但不能动手打人”,然后迅速离开。为什么会这样,各位只要稍加分析就会有答案。
恶霸
不少网友,都把以杜志浩为首的那帮讨债人称为恶霸了,姑且这样称呼。
在讨债的这群人中,杜志浩表现是最突出的,据说他是涉黑头目吴学占的得力干将。从他极端的表现可以看出,他工作的确很卖力。可能他以往就是凭着这样一股闯劲,为自己的生活幸福打拼的。不过,这一次他的这种打拼方式把他送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并不是很了解杜志浩,也不了解他的家庭背景,以上只是我对他人生观的一种推测。如今,斯人已去,他的父母,他的家人,和所有他身边的那些最亲的人,面对如此汹涌的舆论,此时此刻又会是怎样一种心境呢?
用很多网友的话说,活该!
追求幸福生活有很多种途径,你选择了某种途径,就应该承担该种途径所带来的风险和后果。借出去的债,当然谁都想来本带息一起要回,可万一因为客观原因要不回呢?你非要把别人逼上绝路吗?
要知道,把别人逼上绝路的同时,自己也一定站在绝路的边缘!
法官
关于“辱母案”讨论的最终落脚点一定会在量刑上。会改判吗?会判几年呢?于欢是不是正当防卫呢?这些都在严峻考验着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和审案的法官。
如果没有汹涌澎湃的舆论,辱母案可能早已被尘封了。这个案例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极速发酵,是因为她的某些特点深深的戳中了国民的内心。
虽然,大多数人都没有和于欢相同的遭遇,但是绝大部分人却有过和于欢类似的经历。因为,在生活中,我们都曾被欺负过,或者说被不公平对待过。可能,我们求助过法律,我们求助过法官,但最后并没有把正义和公平呼唤回来。这种失落感,会一直压抑在心里,她终究会通过另一种途径窜出来的。辱母案的诞生,给了人们这条途径。
……
作者介绍:方亮,驭爱情感创始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编导,实战派婚恋导师。中国第一位提出“婚姻保证金”概念的人,第一位提出“家暴限婚'制度的人,第一位提出“准婚证”概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