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如歌 

     似乎在不经意间，岁月匆匆地划过了30个春秋。在各级领导殷切关怀下，我个人也经历了从小山沟到大都市、从小连队到大机关的发展过程。一路走来，有许多亮点沉淀在记忆深处。尤其是自学考试的历练，不仅提高了生命的质量，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78年，全国恢复了中断10年的高考，军队院校经过调整也走上正轨，为部队干部开办了各类学历班。然而，此时我正以临时连队指导员的身份，夜以继日地在营建工地上劳作，所有进大学深造的机会都与我无缘。看到昔日的同窗和战友一个个圆梦高等学府，那种羡慕与失落交织的心情难以言表。

    虽然此时我已经有了中专学历，也端上了“铁饭碗”，但对高层次知识的企望，对学习提高的渴求，始终是一个打不开的心结。

    也许是求知天性使然，参军后我对读书学习可以说是孜孜以求，也曾尝到不少“甜头”。在高炮团当新兵时，用读书学习来“恶补”电工学基础知识，年底获得全团通信专业考核第一名。接着，便作为甲种师两个推荐名额之一，从太行山深处来到北京一个训练大队机务中队学习。毕业担任机务站值机员和载波技师后，又是凭着啃书本进入了“技术能手”行列，被评为军区的“优秀教练员”。

    在连队任职期间，在分管行政管理、后勤工作和团支部、军人委员会建设的同时，还当了三届新兵连连长或指导员、一届载波训练队队长兼指导员。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大，学习已成为履职尽责的必要前提。因而，办公室的小书架上，渐渐地摆满了“文史哲”一类书籍，还报名参加了一所大学的中文专业刊授班。

    当然，对通信技术这个“老本行”也没有完全丢掉。利用给“两用人才”培训班讲课的机会，潜心钻研了收音机、电视机原理，指导官兵进行收音机组装实践。技术成熟后，还以“学雷锋小组”的形式为驻地村民巡修家电。有一个时期，无意中成了音响发烧友，自己动手攒扩音机、制作音箱，连队小营院里常常是音乐缭绕。

    从1981年开始，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建立自学考试制度，修完规定学分，由主考大学颁发《毕业证书》。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很快购买教材开始研读，但由于当时规定基层干部不能报考，加之所在独立连位于北京远郊区，学习仍处于零打碎敲状态。虽然心里很着急，但只能面对现实，安心做好本职工作。

    这种被动情况，到1983年有了转机。这年6月，我被调到军区机关大院一个单位的政治处当干事，消除了参加自学考试的“资格壁垒”。巧的是全国的自学考试也于这一年全面铺开，军营内外的“自考热”迅速升温。大家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在一个时期内，从领导到部属，从正课到业余，谈论的话题很多都是自考内容。

    当时，自学考试的组织色彩非常浓厚。军区统一成立了自修大学，组建了指导协调机构，在时间、经费、交通等方面都给予有力保障。一时间，机关大院就像一所大学校园，大课串讲、小课辅导、考试评比，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我们政治处的同志，基本上都参加了自学考试。领导带头学习，教材、录音机、复印机等教学保障都是大开绿灯，还统一订阅了《自学考试报》等辅助材料。因工学矛盾，我的《政治经济学》和《形式逻辑》两门课就是通过听录音完成的。由于可以反复播放，这两科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自学考试实行“宽进严出”政策，考试通过一科，北京市自考委都要颁发一张类似小奖状的《单科合格证书》，厚纸型、大纸张、大字体几个特征，从形式上就给人一种成就感。12门课程全部通过后，人民大学给我们颁发了《毕业证书》。

     这种群众性的自考热潮，持续了3年多才逐渐降温。然而，我的自考课程还未完成，所在单位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办的干部专修班又开始招生。由于要进行“语数政地史”5门高中课程的入学考试，还提前半年开办了预科班。

    当时，北师大在驻京部队只有两个干部专修班，组织的非常规范和认真。每周派教授到部队讲两天课，面授时间与校内大致相当，课后还布置大量阅读篇目和作业。北师大乃百年名校，给我们授课著名教授们，精益求精，悔人不倦，身体力行着“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校训，使我们受益匪浅。

    在职自学是个异常艰苦的“差事”。在4年时间里，需要考过32门课程。在同一个时段，常常是工作和学习交织在一起，两套课程叠加在一起，可以说苦不堪言。宿舍贴满了需要背记的纸条，营区树林里的背题“游击队”成为一道景观。长期超负荷用脑使我患上了血管性头痛，后经两年调理才得以痊愈。

    有一句歌词说得好，经历过，才会明白。自学考试让我懂得什么是艰辛，什么是磨练，因而也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自学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毅力，只要咬紧牙关挺住，彩虹就在风雨后。

    当然，最终收获的还是成功的喜悦。4年期间，先后获得了人大和北师大两个大专学历，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报道和言论，职务也由副连长晋升到组织股长。如果没有自学考试，这一切都是不敢想象的。尤其是在老师辅导下阅读的“红三水西”古典名著和一批外国名著，成为享受一生的精神财富。

    自学考试给很多人一个机会和平台。其中，我们政治处的同志都是硕果累累。这期间参加自考的17名同志中，后来走出了8名师局级、6名县团级干部，在政治处的历史上空前绝后。我以这段生活撰写的散文刊登在《北京晚报》上，调出任职的宋干事竟读得潸然泪下。

    1987年底，我被调到军区机关任组织干事。由于自学惯性的因素，又开始攻读新闻专业的课程，购买了全套课本，订阅了《新闻三昧》杂志。但是，这时已经没有了大课辅导，只是在未曾谋面的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书信指点下，通过了《中国新闻史》的考试。随着工作任务日渐繁重，其它课程只得放弃。

    不过，从这时开始，军内的在职教育却在不断升温。我很快又参加了徐州工程兵学院管理专业进修班，用3年时间取得了本科学历。之后的21世纪初，又参加了西安政治学院研究生课程班的学习，潜心研读了一些比较前沿的学术著作。

    在学历解决以后，自学的动力更多地来自工作牵引。无论从事组织工作，还是从事纪检工作和老干部工作，我都注意通过阅读有关专著，从宏观上弄清理论体系的框架，并将学习研究成果见诸报刊。分管党委建设时，研究健全党委集体领导制度的文章，分别被总政有关刊物、《解放军报》和《战友报》刊用。从事纪检工作中，执笔完成的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研究课题，在两级研讨会上宣读，还被军委纪委、军区纪委、国防大学的有关刊物登载。

    通过自学考试，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培养了读书的习惯和兴趣。因而，买书、淘书、看书也渐渐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近些年，随着阅历增加和思维层次的提高，阅读兴趣渐渐转向文史哲方面，先后通读了世界通史、中国通史和历代战争史，浏览了冯友兰体系的中国哲学史，为认识当今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系。同时，受一本《世界动荡之源》专著的启蒙，开始关注和探究全球化现象。

    同样，阅读报刊也是学习的重要途径。多年来，我养成了有报必读的习惯，可以说一天不落。在及时了解时事政治的同时，还把好的文章剪贴备查，已经积攒了50多个剪贴本。有时也把所思所想落笔成文，先后有20多万字出现在报刊上，连续7年被一家报纸聘为特约撰稿人。

    近些年，当有青年官兵同我探讨个人发展问题时，我支的招就是提高“自学能力”。因为学识是命运之根，也是潜力之源。只有持之以恒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才能在机会的偏爱中脱颖而出。这既是说给别人的，更是告诫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