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

今天不如读历史，试图从中国历史中寻找二十一世纪新中国陶朱公，在其拥有的企业股票上押注自己的投资，以赚取百倍甚至千倍以上的利润。翻开中国史书，家财万贯的只有三类：帝王将相、贪官污吏、商人地主。自春秋战国时代直至清末在历史上享负盛名者中，计有陶朱公、子贡、白圭、卓氏、吕不韦、寡妇清、邓通、董贤、梁冀、石崇、孔灵符、武三思、田令孜、蔡京、贾似道、成吉思汗、阿合马、沈万三、严嵩、刘瑾、和绅、胡雪岩、盛宣怀、小德张等，不胜枚举。当中自营业务，白手兴家，而不是靠贪赃枉法的，其发迹之道主要有两大因素：

• 靠掌握市场信息，于经济周期中投机炒卖，「卖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其代表人物每多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商人，如陶朱公、子贡、白圭、吕不韦等。
• 凭借与官场帝王将相的关系，倒卖国家资产，经营独市暴利业务，或替其作买办从中取利。其代表人物每多在大一统时代的中国，如卓氏、寡妇清、邓通、胡雪岩、盛宣怀等。惟若其失去靠山，或因其富可敌国的财产招人妒忌，便如沈万三般落得家破人亡。

陶朱公范蠡可谓其中的表表者。其助越王勾践复国一事，更是显出其为大政治家中的佼佼者。当勾践复国之后，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以六十八岁之高龄毅然弃官而去。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故人称他为「陶朱公」。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即「论其（商品）有余和不足，则知（价格）贵贱」，且以「卖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投机炒卖，在十九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陶朱公仗义疏财，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

陶朱公经商秘诀在于掌握经济周期。他生长在农业经济时代，明白农业有很强的季节性，每年气候不同，产量了就不同，对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以「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这个规律，他丰年就大胆收进；在大旱年物价上涨时，他就尽量抛售。这样陶朱公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收年谷贱伤农与饥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不过，沈万三发财致富之道以致他败亡，对今天中国的民企亦甚有参考价值。的原因。其致富之道如下：

• 垦殖说 - 沈万三从「躬稼起家」继而「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至「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简而言之，就是屯积土地，办房地产事业。
• 分财说 - 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周庄镇志》卷六．杂记)。即沈万三是得到了吴江汾湖陆氏的资财，才成为江南巨富的。
• 通番说 - 据《吴江县志》载，「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说明沈万三其中一条财路是进行海外贸易而成为巨富的。

沈万三在元末群雄并起时，先后押注张士诚及朱元璋。朱元璋称帝后定都南京，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请稿军，帝忍曰：「匹夫稿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正是沈万三富得连朱元璋都眼红，招至日后抄家灭门之祸。

盖当今民企所处之形势，陶朱公及沈万三的机遇和陷阱皆有之。在今天的全球化市场中，中国既不是华商之惟一机会，也不如拥有古时中国大一统时代帝王将相对商人能操生杀大权。故今天华商和民企可享有创造富可敌国而不怕被抄家之难得机遇。不过，若华商和民企业务均集中在大中华区，若其发绩仅靠与政府官员关系及倒卖国有资产，则其下场或会如汉文帝时的邓通以「当贫饿死」收场。

当然，农业已不是这个全球化市场中惟一之行业。以欧美为例，亿万富豪真是每行皆有之。但若华商和民企若以中国为发迹地，则对中国有重要战略价值或已有大型国企进驻的行业应退避三舍。以笔者愚见，二十一世纪新中国陶朱公也许在以下行业出现：

• 能建立优秀品牌的消费品大商家。
• 像毕菲特般以投资在二十一世纪新中国资本市场大牛市致富的大投资家。
• 以屯积土地和买卖房地产致富的大地产商。
• 凭一已的智慧所创造的高新科技或开发能影响全中国以致全世界的新产业发明家。

此君已出现了吗？

（但笔者肯定他或她不会是个仅靠与政府官员关系及倒卖国有资产，在四川大地震是一毛不拔的守财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