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公众的力量

文/本刊研究员  王勇

总之，解决已经过度用水的世界的“温饱”问题，需要更多的水资源——而这根本没有希望。但要由此推出水战争无可避免，人类只能静待灭亡的结论，仍显草率，和谐社会还是有可能的。

答案很简单，提高用水效率，而这可以做到。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是，发达国家每吨钢铁和每单位GDP所需水量都已减少。太平洋研究所称，仅通过现行的节水方案（即在没有其他科技突破的情形下），水源匮乏的加利福尼亚可以不多使用一滴水，而满足接下来几十年的需要。

农业更是如此，在印度种植玉米的用水量是中国的三倍，某些国家中生产一公斤小麦需水1500升，而另一些地方只需750升。国际灌排委员会主席曼德拉穆图认为，改变灌溉方式，可以将用水效率提高30%。而通过国际贸易（如上文提到的）和科技进步，这个数字会下降的更快。

中国的水资源生产力为3.60美元/立方米，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别为4.80美元/立方米和35.80美元/立方米）。中国农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65%，其中只有45%真正被农民用于灌溉庄稼，剩下的20%被白白浪费。工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24%，但工业的循环用水的平均比率仅为40%（发达国家为75%-85%）。

潜力巨大，但难度更高，并不仅仅因为资金和技术——解决水问题需要人们改变生活习惯，政府虽然有可能设法推动人们做出改变，但它却格外不擅长制定水务政策。

“水战争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则是‘上游心理’——各地都把自己视为上游，都挖空心思要把水流在本地。” 马军认为，想从终结水战争，必须从这一点入手去寻找解决方案。

换言之，水战争的本质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水的经济性质是什么？用水是一种基本人权，还是像煤、石油一样是一种可定价的商品？

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此形成统一意见。不过，承认水资源具有双重性，在保证基本用水权利的同时重视水的商品属性，已经成为学界主流。

“环保产业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产业门类，它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求，本身的商品属性是第二位的” ，中国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吴舜泽告诉《中国企业家》。“如果用抓产业、抓经济的传统思路来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往往适得其反，往往是乏力、缺位或者越位的。”

因此，首先要明确水权，承认基本用水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确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使用，但前提是产权必须明确，而水资源恰恰是产权难以明晰的公共财产资源。在资源可以自由获取的条件下，人们对资源的提取量总是高于合理范围的上限，这是水战争爆发的内在根源。

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水利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告诉《中国企业家》：“中国水务改革的原动力，并不是关注民生，至少过去十年不是，我们更多的是为了解放被旧有体制所束缚的生产力。但从2008年开始，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以前政府强调的是管理，现在则强调的是服务，这必然要对水产业传统上以“命令和控制”型规制为基础的体制和政策进行改革，从而为明确清晰的、可落实的水权——建立水市场的第一步——奠定基础。”傅涛认为，让利益相关方畅所欲言，在法制、透明的框架下进行博弈，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关键是公众的深度参与”。

公众在环境和资源管理中的缺位，已成为今天中国环境管理体系中的最大缺陷。建立一个产权明晰、价格合理的水权水价机制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必须利用市场手段，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有限的资源在产业间更加公平、合理的流动。加强流域观念，实现水环境和水生态在流域内的统一管理和水资源的统一调度也是必要的，它能从根本上解决以邻为壑和“上游心理”。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没有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不从外部引入监督制衡力量，私营水产业和公有水产业一样会出现问题，流域统一管理甚至会进一步加剧不公平、不合理。

“公众是权力寻租无法突破的障碍。我们需要将公共决策过程打开，让各个利益群体都获得知情参与的机会，让公众在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过程中寻找到发展和保护的艰难平衡。”马军认为，公众可以为环境保护提供动力，因为他们是环境和资源破坏的真正受害者，他们不会选择让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受到严重损害的发展道路。

在公众深度参与的基础上，才能去谈水的商品属性，真正解决水战争的另一个核心原因——水价。中国节水潜力巨大，但水价格过低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城乡两元的服务体系更是成百倍的放大了这一问题。水源的价格几乎从不在供需关系上呈现，城市居民所付的水价只反映出水管造价、送水费用以及污水处理的价格。低廉的水价在事实上造成了富人对水资源的大肆浪费，但想要提高水价又面对着公众的沉重压力。

“中国有句老话，不患寡，患不公。公众并不是一味的反对涨价，人们对水价反应敏感，甚至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根本原因在于成本不透明，对服务和成本的约束机制不满意。” 傅涛认为，改变目前自上而下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代之以建立在公开、透明、民主参与的自下而上的管理体制，让水资源的管理权真正体现依赖它生存的公众的利益和意志，是解决中国水危机的最终途径。

 事实上，各个层面都在向这个方向推进。政府已经开始水权改革试点，信息公开、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已成为既定方针，公众也越来越关心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用水权利、用水问题，企业也将环保提升到战略层面予以关注和考虑，现在要做的是不断推进这个过程，放手让公众进行深度了解和参与，建立科学有效的协调机制和机构，将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共同应对水战争这一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

只有这样，愈演愈烈的水战争才真正有希望看到和平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