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

文/魏智渊

江子复职，高兴；许多精心准备好的预案没发挥作用，但本来就希望最好不要发挥作用。

头脑中迅速开始盘算后面的事情，但之前，仍然重新反思了自己在这件事中的一些作法。

1

学校通过这件事得以成长，这是千真万确的。

如果江子没能复职，学校的成长很可能更快，——我是说存在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多大可能会变成现实性？取决于罗晓静、校务委员会、学校家委会，以及生活在这里的所有教师。

一个自由的人，总是自我决定的，一所自由的学校也是如此。除非自由只是口号，是标签，而不是存在的本质组成。

2

最大的损失来自新教师的流失。

我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低估了这件事带给新教师的不安全感。新教师从我这里得到的，基本上是同步的最新的信息，我决不向新教师隐瞒事件进展，我也一再向她们申明，无论新教育如何，她们的进京指标都不会受到影响。

但我没有向任何新教师拍胸脯说：100%！

因为这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只能说，如果进京指标解决不了，纯属小概率事件。

但对小概率事件的恐惧，导致了三位新班主任（培训和实习已经数月），虽然很喜欢新教育，但最终迫于家庭等方面的压力，以及内在压力，选择了离开。

按照合同，她们要支付一笔不菲的违约金。

我跟罗晓静校长说：

1.任何人要离开，不要阻拦，要拿回她的材料，立即给她。

2.不收取违约金，因为她们内心的恐惧，是学校风波导致的，我们得承担这个责任。

3.如果风波过去，进京指标确保，通知她们，可以再回来。哪怕能招到更优秀的教师，也优先考虑她们。

4.如果她们回来遇到手续上的问题（主要是对方学校不放材料或要交违约金），学校全力协助；需要交违约金的，由学校支付。

结果是，她们各自找到了新的工作，种种原因无法返回。

我们面临难题：错过了招聘高峰，现在去哪儿重新找几个优秀的青年人？

我做错什么了吗？

是不是只要扣留几天材料，就能等到昨天的结果，这样就能留住新教师了？或者用违约金的方式阻止？

我反反复复地想，仍然觉得现在这样做是对的。新教育的原则是让人自由，如果只考虑学校的利益，而不尊重新教师的选择，虽然解决了学校的招聘问题，但是违背了新教师的原则，原则比实际利害更重要。

做对的事，有时候就是要付出代价，但是仍然必须做对的事，并使之成为内在的律令。

一如这次，如果江子不能复职，研究中心就必须撤离，一诺千金。

但研究中心撤离，并不代表新教育从这所学校消失，而是意味着这所学校的师生，包括家长，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3

之前，从没有过校长被停职，后来又复职的事，在丰台。

所以这次不少人误判了形势，然后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有人甚至做得相当疯狂，弃良知于不顾。

善后工作的原则，不是打击报复，然后任用“亲信”。如果这样做，我们只是在复制我们所反感的某种模式，生活就成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争斗，这种争斗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善后工作的原则，应该是基于原则地最大限度地促进师生利益的最大化。

就是说，我们工作的着眼点，是发展学校，让学校更富有效率，更有生机，文化更清晰明确。不能把着眼点放在人上，人只有服务于学校发展这个大前提，才有意义。如果涉及到人员调整，也同样坚守这一原则。

即，永远要有慈悲之心，要有宽容之心，要行恕道。

但恕道不是无原则地放任，更不是收买，而是让学校更加“道法自然”。

4

这次的事情，家长们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

这也带来了家校关系的一些变化，使学校在家校方面出现了新的可能性（但也未必没有新的危险）。

最重要的是，家庭与学校相互激励。学校以努力赢得了家长的信任，家长以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赢得了学校的信任，这种相互信任，最终会转化为学校发展的重要动力。

只是，我仍然希望学校从容地发展，不因为被寄予了期待而过于超前发展（这往往带来隐患），就像不希望一朵花过早地开放一样。但是，进一步提升品质是必然的。

耐心，耐心，耐心……

我不会让学校丧失节奏感。

5

所有的事，都往往既是危机又是契机，我们的自由，就在于转化能力。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所学校，必须锤炼出色的转化能力，居安思危，而在危机中，不仅始终不丧失希望，还要努力地从危机中汲取营养，利用危机发展自身。

为我们祝福吧。

如果您在我们的学区，请放心地把孩子交给我们吧。

虽然，我们并不在（可能永远不会也不想在）所谓的名校排行榜上。

2014年5月22日星期四